招魂（第10/11页）

德·萨西先生的第二任夫人的公寓、保尔的公寓与我们的公寓都在安坛大街，相隔只有几百米，因此，她时常穿梭于这三套公寓之间。我们的公寓也很宽敞，不太昏暗，但几乎没有什么家什。落地窗对着一幢早已不复存在的楼房的内院。墙上挂着常春藤图案的壁毯，黄杨木地板上雕刻着百合花。米歇尔在五年前卖掉黑山城堡之后租了这套公寓，只置办了一些主要生活用品。

德·萨西夫人见到米歇尔的时候，他身穿旧大衣（安坛大街十五号的暖气也被关了），正在看书，身边还堆放着一摞书籍。有莎士比亚的作品（他读的外国书太多了），有歌德的《亲和力》（此时还读德国作品），更可怕的是，还经常读罗曼·罗兰的《超乎混战之上》（“这个瑞士人竟敢对法国说三道四！”在当时，罗曼·罗兰经常被看作是瑞士人，体面人想象不到，一个法国人竟然不分青红皂白地区分法国和德国的责任，因而玷污了自己的名誉）。米歇尔给我看过这本书，使我开始产生了反潮流的思想。这本书成了米歇尔在谎言的大海之中航行的一只锚。在这个谎言的大海之中，一些被收买的记者，或者他们本来就是一些歇斯底里的家伙，拉帮结派，把广大人民拖入深渊。因为一个法国人起码是勇敢的，受欺凌的，坚决抵制这种欺诈行为，令他对法国更增添了一点好感。他还阅读侦探小说，那是德·萨西夫人借给他的。

但是，尤其使来访者极为愤慨的，还是我摆放在写字台上的那些书。有希腊文字典和拉丁文字典、一部逐字逐句翻译出版的柏拉图的《对话集》和一部维吉尔的诗集。人们知道，拉丁文不忠于原意，毫无疑问，希腊文也一样。米歇尔告诉这位夫人，希腊文是《福音书》的文字。但是，德·萨西先生的第二位夫人已经发现了于斯曼的《大教堂》和《修士》，我正是通过这两部著作，开始对教堂的彩绘玻璃和中世纪的绘画有了解。她像任何没有文化的人一样，只是从只言片语去判断一部书，就以为理解了作者的思想，哪怕这句话是从喝得醉醺醺的看门人嘴里说出来的。但是，德·萨西夫人过去不读书，以后也不会读书。她只是发现了一段对话，说的是有一个人，他所使用的语言既矫揉造作，又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是一种当时颇受欢迎的语言，几乎成了于斯曼的商标。他抱怨吃了“精神疯牛肉”。来访者作了一个鬼脸，这正好证实了她不读书（“难道这就是您给您女儿的精神食粮？”）。她对右翼分子巴雷斯倒感到放心，邓南遮和福加扎罗又一次成了外国人，而托尔斯泰则冒充农民。然而，当她得知米歇尔就此问过我，但并不打算给我施坚振礼后，她亲切和蔼的派头竟全然消失了。她打算在圣菲利普迪鲁尔教堂举行的仪式也付诸东流了。但米歇尔希望我自由地生活着。

在结束这段叙述之前，我还要讲一件有关我个人的事。我刚满十四岁。时间在流逝。几个月以前，即在战争爆发之后三年，为了表达姗姗来迟的兄弟般的永恒友谊，美国向德国宣战（“拉法耶特，我们来了！”）。阿拉伯的劳伦斯占领了亚喀巴。依珀尔第三次战役、伊松佐第十次战役和凡尔登第二次战役，都是炮火连天，血肉横飞。黑山城堡在四年以前被一个英国司令部占用，不再属于我们了，最终也被炮弹摧毁；这座砖结构建筑变成了一堆废墟，但更悲惨的还是那些粗大的树干被炸得东倒西歪，断枝满地。米歇尔几乎没有再谈起此事。他觉得，灾难不仅已经降临于世，而且还在继续，把人类的理想也都炸得烟消云散了。我本人受到的损失不大。巴黎也笼罩着战争的气氛。一些到巴黎短期休假的军人，穿着破旧的天蓝色军装，坐在香榭丽舍大街的长凳上，看着来来往往的巴黎人。巴黎男人的生活习惯几乎没有变化，女人不论是美是丑，反正他们觉得都很漂亮。妓女打扮得如同寡妇，一般在晚上才出现，都站在半明半暗的地方。

米歇尔为了弥补对里维埃拉及其赌场的思念之情，决定去昂吉安休养几天，享受一下那里的自然风光。那里绿树成林，绿草如茵。当他利用战争时期的筹码有节制地去碰运气的时候，我正由卡米伊陪着在树林里散步。卡米伊是一个比利时小女孩儿，是我们保留下来的惟一女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卡米伊是姨妈让娜送给我的礼物。我姨妈是布鲁塞尔人。在战争初期的艰苦年代，卡米伊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在一次去比利时海滨拜访我的同父异母兄弟的时候，她逃到英国，艰难度日，后来又来到巴黎。她是工人的女儿，年方十七，小个子，棕红色的头发。她像一只小山羊，性格开朗，活泼可爱。她已经陪着我生活了五年，看上去与我年龄相仿，或者几乎相仿。她与一位休假士兵订婚了。她寄给他的情书还是我帮她写的。她对其他的事想得不多，几乎不去想未婚夫会遇到什么危险。战争没能阻止我们在小湖周围的树林里玩耍。我们踏着小路上闪动着的树阴，踩着秋天遗留下来的枯叶，发出唰唰的声响。透过稀疏的树枝，可以看见洁净的小湖，一只只白色的小船系在湖边，多数都用帆布遮盖着。船的主人无疑都在林间的小道上漫步。小道上突然走来两个人。是一位先生和一位女士。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身穿黑色衣服，好像是孝服，风度高雅。那位女士似乎一直在留心地看着我，在走到我面前的时候停了下来，她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