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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强烈信奉自由主义的无政府运动的成员，也许并非纪律最严明的战士，但也来帮助马德里人民抵抗佛朗哥了。大学城中又爆发了一些斗争，包括袭击国民军控制的医院。这个地区迅速回到共和军的手中，前线再次重新划定。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下旬，伊格纳西奥正在浏览当天的右翼报纸，了解马德里的最新消息。家里其他人都难以忍受这些带有偏见的右翼报纸，但伊格纳西奥不同。仿佛炫耀一般，他偏要读这样的报纸。他嘀嘀咕咕地评论道，佛朗哥放弃了为马德里而战，真是可惜。此时，素来温厚的父亲也忍无可忍。

“伊格纳西奥，”巴勃罗终于爆发了，“你真的认为士兵有权杀害无辜的人？”

“哪些无辜的人？”伊格纳西奥并不隐藏自己的轻蔑，“您说的‘无辜’是什么意思？”

“我当然是指马德里的普通市民！那些被炸得粉身碎骨的妇女和儿童干什么坏事了？”

“那么，那些囚徒呢？他们都不应该死，难道不是吗？别跟我谈什么‘无辜’！这东西根本不存在！”伊格纳西奥用拳头砸向桌面。

伊格纳西奥指的是月初被处死的一千名国民军囚徒。马德里这座城市中，既有人同情共和军，又有人同情国民军。军事政变发生时，许多被骗来的国民军士兵被迫到处藏身，但很多人还是被揪了出来，投入监狱。十一月初，国民军似乎马上要占领马德里，人们十分担心狱中的国民军此时会加入侵略军的队伍。所以，那些急于保护首都的共和军士兵将狱中的一千名囚徒撤到郊外，残忍地枪毙了他们。

巴勃罗沉默了。即使是这位顽固的共和国支持者，此时也为刚刚发生的事情羞耻。他走开了。有时候，比起与儿子争执，沉默更容易。虽然他完全不赞同儿子，但伊格纳西奥最后几句话说得简直太对了。在这场战争中，有时很难说清谁是无辜者。

格拉纳达城中的恐怖事件仍在发生。十二月的一个下午，天色微暗，鹅卵石在街灯下闪耀着金属光泽，两名国民军士兵走进了咖啡馆。这次，他们没必要猛捶玻璃板。咖啡馆门户大开，坐满了正在喝午后咖啡的顾客。

“我们想随便看看。”一个士兵对巴勃罗宣称。如果只是打算让大家放心，他的举止未免太过友好。

咖啡馆主人一点也没打算妨碍他们的搜查，他明白那只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吧台后面是厨房，隔壁是间小办公室。它比碗橱大不了多少，巴勃罗常常在这里整理顾客的订餐记录，也将进出的货物乱七八糟地堆在里面。那儿还有一张办公桌、一个陈旧的木制五斗橱，在这些法西斯主义暴徒实施劫掠之前，几个抽屉里胡乱塞满了各种文件。他们将每个抽屉都翻过来，将橱柜里的东西全部掏空，查看每一张纸片上的文字。他们像顽童一样，将本来就乱的房间弄得一团糟，纸片像暴风雪一样在空中飞舞，随后他们大笑起来，简直像在游戏。对那些面包和火腿的账单，他们没有丝毫兴趣。

巴勃罗仍在吧台上招待顾客。“别担心。”他勇敢地对妻子说，“过一会儿我们会清理干净的。我们没有什么需要隐藏的东西，他们一会儿就走了。”

孔查小心翼翼地切着一大块曼彻格奶酪，比平日更加谨慎地将它们排列在一只盘子里。她成功地表现出很忙很轻松的样子，但其实已经恐惧得胃疼。沉默中，她和巴勃罗都知道，做出无辜的姿态是应对这种形势的最好办法。

顾客们仍在一边喝咖啡，一边低声交谈，但气氛明显十分紧张。格拉纳达市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侵犯，虽然在这种气氛中很难从容地闲聊，但他们仍然决定坚持生活中的一些小小惯例，比如每天至少到酒吧或咖啡馆去一趟。

两个侵略者并不是真正地搜查。地板上像地毯一样铺满了一层白色纸片，他们的注意力才转向此行真正的目的。他们感兴趣的是收音机，之前所有的搜查都是伪装。身材较高的士兵脸上带着胜利的微笑，伸手拧开开关，随即往后退了一步。不需要调台就有信号了，一个声音响彻房间。毫无疑问，那是左翼电台的论调，定期播送当前的全国事态进展。他将音量调高，广播的声音透过墙壁传到了咖啡馆里。较为年轻的士兵走出来，脸上带着自鸣得意的笑容。电台的声音在咖啡馆中响亮地回荡。巴勃罗和孔查立即停止了手中的工作，在吧台后面紧紧地抓住对方的手。所有人的眼睛都望向那两个双臂抱在胸前、面色沉重的法西斯士兵。

孔查一直坚持每天凌晨收听广播，那时，巴勃罗已经洗完最后一批碗碟和玻璃杯，家里其他人都已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