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浪拍岸声声碎——译本序（第2/4页）

在六个进行瞬间内心独白的人物中，伯纳德是唯一一个自始至终都历历在目的人物。孩童时代的伯纳德曾经说过：“我们通过辞藻互相融入了对方。我们的边界模糊不清。我们组成了一个虚幻飘渺的王国。”在大学时代，他曾经在不同的阶段把自己认同为各式各样的角色，如哈姆雷特、雪莱、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某个主人公，还有拜伦等。他终生信仰词语的魔力，在一生中他不断地记着各式各样的笔记。通过词语的编织，他像一张蜘蛛网似的把其他人的生活联结在了一起。尤其是在《海浪》的最后一章，衰老、孤独的伯纳德的总结性独白，堪称一部可以独立成章的、将密度压缩到极致的长篇小说。这部分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它所揭示的人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一定程度上堪与《尤利西斯》那样的巨著相媲美。在《海浪》的前面出现过的所有人物的生活，全都通过伯纳德这生命最后一刻的长篇独白编织在了一起。不仅如此，他的总结还起到了使整部《海浪》的结构达到最完美的平衡的作用。

《海浪》出版于一九三一年，那一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已接近五十岁，正当创造力极为旺盛时期。在此以前，她已经在小说实验的道路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她在小说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富于创造性的独特声音，也已经使她成为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她的第一部实验小说《雅各的房间》发表于一九二二年。那是一个对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具有特别意义的年份。在那一年，诗人艾略特发表了他的长诗《荒原》，小说家乔伊斯发表了他的小说《尤利西斯》，英吉利海峡彼岸的普鲁斯特则告别了人世。那一年发生的文学大事自然对伍尔夫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就个人的文学写作来说，伍尔夫称，在《雅各的房间》里“我（在四十岁时）发现了如何用自己的声音去说话”。而面对乔伊斯的那部对整个十九世纪的小说样式形成摧毁性颠覆的《尤利西斯》，她清醒地意识到它对于小说艺术的革新来说，“乃是一场令人难忘的突然剧变——无限地大胆，可怕的灾难”。不过她对《尤利西斯》并不是盲目地完全肯定。她认为乔伊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遵循着从前的小说道路，因为乔伊斯所运用的种种新颖的艺术方法无非是为了表现世纪初的都柏林社会生活。对于小说艺术，她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她要独辟蹊径，执著地走一条与众不同的创作道路，亦即以隧道掘进的方式充分展示个人的内心世界。伍尔夫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纯粹的。她对外部现实世界抱有怀疑的态度，她所感兴趣的是一种所谓“内在的真实”，这种“内在的真实”就是积累在人的内心深处而又不断涌现到意识层面上来的种种感觉印象。在她看来，一个人的存在就像是一个体验感觉的器官，从一个人的出生到死亡，无时无刻不在经受着感觉体验的冲击。在那篇著名的文学宣言式的文章《论现代小说》（一九一九年）中，她写道：

“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的印象——琐碎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深深地铭刻在心头的印象。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就像不计其数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生活并不是一副副匀称地装配好的眼镜；生活是一圈明亮的光环，生活是与我们的意识相始终的、包围着我们的一个半透明的封套。把这种变化多端、不可名状、难以界说的内在精神——不论它可能显得多么反常和复杂——用文字表达出来，并且尽可能少羼入一些外部的杂质，这难道不是小说家的任务吗？

……让我们按照那些原子纷纷坠落到人们心灵上的顺序把它们记录下来；让我们来追踪这种模式，不论从表面上看来它是多么不连贯、多么不一致；按照这种模式，每一个情景或细节都会在思想意识中留下痕迹。”

《雅各的房间》是伍尔夫为使上述写作理想变成现实所做的初步尝试，其中散布着许多充满印象主义色彩的场景和感觉描写。这部小说在艺术上还不是十分成熟，但是伍尔夫从这部小说的尝试中摸索到了创造一种新小说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她随后的两部小说——《达洛卫夫人》（一九二五年）和《到灯塔去》（一九二七年）中得到了圆满实现。这是两部极具英国式的严谨的现代主义小说，两部在意识流小说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作品。伍尔夫在这两部小说中娴熟地运用了诸如内心独白、感觉分析、主客观时间交错、象征等意识流小说技巧。《达洛卫夫人》像《尤利西斯》一样，小说中所发生的事情全部压缩在从上午九点到次日凌晨的短短十五个小时里，展示了一位上层社会妇女在这段时间里的内心活动，并且通过内部时间与外部时间的穿插交错，清楚无遗地展现出她从十八岁到五十二岁的内在的生活体验。《到灯塔去》除了意识流技巧运用娴熟之外，在结构处理上也更为紧凑和诗意化。这部小说采用了三段式的音乐结构，第一部分“窗口”以拉姆齐夫人为中心人物，通过她的心灵之窗展示了九月的某个下午和黄昏的生活（音乐中的主题）；第二部分“岁月流逝”则以时间、生命的流逝为主题，人世沧桑，小说第一部分中的许多人物已经去世（音乐中的副题）；第三部分“灯塔”则以已经去世的拉姆齐夫人的精神之光永恒存在于生者的心中为主题（音乐中的主题变奏）。伍尔夫采用这种具有浓厚象征意蕴的精巧结构，一方面是为了小说外部形式上的锐意创新，另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则显然是为了与小说中人物关于生活、死亡、时间等人生问题的近乎抽象的反省、沉思达到某种艺术上的平衡。如果说在《达洛卫夫人》中，伍尔夫还在通过种种意识流手法试图表现出主人公个人内在的生活体验，那么到了《到灯塔去》她显然已不仅仅满足于这种表现，在一种浓缩的诗意化的结构形式中，她开始尽可能地避开那些具体的生活细节，试图写出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生活——抽象的、沉思默想的生活——其中裹挟着关于生命、时间、痛苦、希望、死亡等人生问题的思考。可以说，伍尔夫由此开始了超越对纯粹个人化的内在经验的描写，而转向了对人生经验的抽象本质的探索。但是，在《到灯塔去》中，对抽象的生活实质的描写还是受到了关于具体人物的叙述的限制。直到写作《海浪》的时候，伍尔夫才基本上摆脱了这种限制的束缚，随心所欲地进行全方位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