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周年再版序言（第3/4页）

达格妮现在的迫切愿望是经营塔格特运输公司。她看出身边没人符合她的目标，没人有这个能力、独立性和资格。她觉得自己可以同那些无能的寄生虫共同经营，可以通过培训他们，或者只当他们是接受她命令、缺乏主动性和责任感的机器人。而她自己，事实上则成为萌发一切创意的火花，所有责任的承担者。这根本无法做到。这是她的决定性错误，失败的根本原因。

作为小说家，安·兰德最终要表现的并非是坏人或是有缺陷的英雄人物，而是理想的人——坚定如一、完整、完美。在《阿特拉斯耸耸肩》里，这个人物是约翰·高尔特（John Galt），一个直到小说的第三部分才出现，却推动社会和情节发展的高大形象。按他（以及小说）的特点，高尔特有必要成为所有人物生活的中心。在兰德女士1946年6月27日所写的一篇笔记《高尔特与其他人物的关系》中，她简要说明了高尔特对每个人物的意义。

对达格妮——理想。是她的两个追求的答案：既是天才，也是她爱慕的人。第一个追求通过她寻找发动机发明者表现出来。第二个的表现则是通过她日益坚定的信念：自己永远不会陷入爱情……

对里尔登（Rearden）——朋友。这种理解和欣赏是他一直都需要，但又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或者他觉得自己已经得到了——他曾在周围的人，他的妻子、母亲和兄妹身上寻找）。

对弗兰西斯科·德安孔尼亚（Francisco d'Anconia）——贵族。唯一给他挑战和激励的人——几乎就是“属于他的那种”观众。生活中只要有如此的快乐和色彩就足以令人眩晕。

对丹尼斯约德（Danneskjold）——依靠。对于这个不安和鲁莽的漂泊者，他是唯一代表土地和根的人，如同拼命抵达的目标，疯狂出海远航后的港口——他唯一能够尊敬的人。

对作曲家——灵感和出色的听众。

对哲学家——他的抽象结果的具体化身。

对神父阿玛杜（Amadeus）——他的矛盾的源泉。痛苦地意识到高尔特是他一切努力的终点，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一个完美的人——而在这个终点，他的方法并不适合（他正屈从于那些罪人，毁灭这终点，毁灭他的理想）。

对詹姆斯·塔格特（James Taggart）——永恒的威胁，神秘的恐惧，耻辱，负罪感（他自己的罪孽）。他与高尔特并无特别的联系——但他有那种持续不断的、毫无来由的、莫名的、歇斯底里的恐惧。在他听到高尔特的讲话和初次见到高尔特后，他觉察到了这种恐惧。

对教授——他的良知、耻辱和提醒，时刻折磨他的幽灵，对他的一生说“不”的那个东西。

关于以上的一些注解：里尔登的妹妹斯苔西（Stacy）是一个小角色，后来从小说中删去。

弗兰西斯科（Francisco）在当时那个年代被拼写成“Francesco”；丹尼斯约德的名字为伊瓦尔，大概是沿用了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尔·克鲁格的名字，后者是小说《一月十六日夜》中的人物彼扬·福克纳的真实原型。

神父阿玛杜是塔格特的牧师，塔格特向他做忏悔。牧师本应该是献身善事、始终奉行仁慈道义的正面人物。当兰德女士发觉不能令这个人物有说服力时，她告诉我，她舍弃了这个人物。

教授是罗伯特·斯塔德勒（Robert Stadler）。

现在要介绍最后一个摘选。由于兰德女士思维活跃、观点层出，她常常被人问到她首先是哲学家还是小说家。到后来，对这个问题她已不胜其烦。然而，在1946年5月4日关于创造性本质的论述的笔记中，她为自己做出了回答。

看起来，我既是一个哲学理论家，又是一个小说作家。不过，还是后者更令我感兴趣，前者只是后者的工具，绝对有必要，但只是工具而已，小说的故事才是最终。如果没有对适当的哲学原则的理解和说明，我无法创作出合适的故事；但对原则的发掘之所以令我感兴趣，是因为可以在我的生活里用到发现的这些知识。而我生活的目的是对我喜欢的世界（人和事）的创作——也就是说，它代表着人类的完美。

定义人类的完美需要哲学知识。但是，我对做这种定义没有兴趣。我只是想使用它，把它运用于我的作品（还有我的生活——而我生活和全部生命的核心与目的，就是我的作品）。

我想，写非虚构的哲学作品的念头令我感到乏味，原因就在这里。这种书的目的其实是教导他人，是要把我的观点表达给他们。而小说则是为我自己创造一种我写作时愿意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如果可能，也间接地让人们在他们能及的范围内享受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