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王(1)（第7/10页）

按时间顺序来讲，第二种反抗形式要深入得多：它包括对公共资源的集中及强化。这种反抗很难指望平民阶层能够自觉参与。对于岛上的农夫、织工、面包师、木匠、玉米商贩和渔夫等而言，任何一位王储变为国王就像天气变化一样自然，大家接受就是了：农夫望着积云里的微光，摇摇头——仅此而已。在他地衣般的大脑深处，总为传统的灾害，自然的或人为的，留有一席传统之地。经济贫乏，发展缓慢，价格一成不变，长久以来没有活力（通过这样的经济，空洞的头脑和空空的胃之间立刻形成了联系）；农业常年形势严峻，收成微不足道，只不过够吃而已；蔬菜和谷物之间有秘密协定，好像是同意相互补充，从而保持农艺学的平衡——所有这一切，根据古姆所说（见《经济基础与经济进军》），让人们习惯了逆来顺受。如果某种魔法在这里盛行的话，那么咒语附身，受害者情况只会更糟。更有一层——有见识的人发现这种情况可导致特殊的悲哀——这位“无花果”王储在下层社会和小资产阶级之中受到低俗的欢迎（这两个阶层之间的区别很难界定，如同我们会经常看到的一种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一个店铺老板的儿子生意兴隆，不料要去接手他祖父低贱的手工活）。谈到“无花果”的胡作非为时，人们总是毫无例外地面露诚恳的微笑，这样就不至于受到谴责：人人嘴上挂着欢笑的面具，一副赞许的样子，已经和实际的想法难以区分了。“无花果”闹得越淫乱，人们笑得越响亮，酒吧里通红的拳头敲打木板桌就越有力，越欢快。举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某天，王储叼着雪茄，骑着马走过一个偏僻的小村庄，碰到了一个长相好看的小女孩，于是就让她一同骑马，毫不顾忌她父母的反感（即使他们尊敬王储，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反感），她的老祖父一路奔跑追赶，直到跌进一条沟里。全村的人，根据情报人员的报告，笑声雷动，表示羡慕，猜测有好事上门，向这一家人贺喜。那孩子过了一小时回来后，他们还居心叵测地问长问短。只见她一只手里捏着一张一百克朗的纸币，另外一只手里拿着一只刚刚钻出鸟巢的幼鸟，那是她在回村庄路上经过荒凉的树丛时捡到的。

军界对王储也不满，这倒不主要出自对道德准则和国家威望的考虑，而是王储对火力打击、枪炮齐鸣的态度引起了军界的愤恨。加丰王自己和他那位好战的前任相反，是一个“彻底的文职”老古董，尽管如此，军队还是容忍了他；在军事上他对军方唯命是从，这样就弥补了他对军事的无知。与此相反，他儿子却对军事问题公开讥笑，近卫军觉得不能原谅。军事演习、列队行进、鼓足腮帮子吹奏音乐、按照各种习俗操办部队团体宴会，以及这小小岛国军队所进行的其他各种认真的娱乐活动，在阿道夫极富艺术气质的心里激发出来的只有瞧不上眼的讨厌。不过军队的不满也没有走得太远，仅仅是一些零散的埋怨，外加半夜发点誓言（对着微弱的烛光、酒杯和剑）——第二天早晨也就忘记了。所以说，能够主动反抗的还是公共知识分子，可是说来悲哀，他们人数不多。不过，反阿道夫阵营中包括某些政治家、报纸编辑和法理学家，都是些受人尊敬、筋骨强健的老家伙，掌握着大量的机密或具有明显的影响力。换句话说，公众舆论也应时而起，随着王储的恶行进一步加剧，抑制王储的倾向被认为是代表了体面和明智。现在只剩一件事，就是找到管用的武器。唉，缺的偏偏就是武器。媒体有的是，国会也存在，但是根据宪法规定，对王室成员如有一点不敬，必定会导致报纸遭禁或议会解散。试图引起举国震动的行动发生过一次，但失败了。这就是著名的翁泽博士的审判案。

那个案子突显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情，甚至在极北之国的司法记录中也是前所未有的。有一个人美德誉满天下，是一名大学老师，也是写民事和哲学问题的作家，极受推崇，观点严谨，原则性很强；总而言之，他的人品完美无瑕，光昭日月，任何人与他相比，声望都似有瑕疵。可是他却受到指控，说犯有违反道德的多项罪行。他绝望之下笨拙地做了自我辩护，最终认罪伏法。事情到了这个境地，也就没什么不寻常的了：天知道精美的乳头在细看之下会变成怎样的疥疮！这件事的不寻常之处和精妙之处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该案的控告和证据形成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副本，所有的罪名都可以指向王储。简直就是一幅原尺寸的画，无需任何增减就可以装进事先准备好的画框里，每一点细节的精准程度让人不得不惊叹。画上大部分内容都是新的，让谣传已久的陈词滥调准确地落在一个人身上，以至于大众一开始都没有认出来这画是以谁为模特的。然而，报纸上天天报道，很快就激得那些能够看出门道的读者大感兴趣，过去大家旁听审判顶多掏二十克朗，现在花五百克朗也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