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摧毁的暴君（第2/10页）

四

他把我的百花绚丽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大菜园。菜园里特别受到关注的是萝卜、卷心菜和甜菜。如此一来，这个民族的所有激情被降低到良田蔬菜大丰收上。菜园挨着一个工厂，于是背景中总是伴有一台火车头在运转。市郊的天空没有希望，没有生机，一切在想象中都与绝望的景象相联系：一道篱笆，蓟草中一只生锈的罐头盒，破碎的玻璃，排泄物，脚下嗡嗡作响的苍蝇——这就是我的国家目前的模样。一副极度沮丧的模样，可是沮丧在这里很受欢迎。他 抛出了一个口号（陷入了愚蠢的垃圾坑）——“我们的一半国土必须用来耕作，另一半必须铺上沥青。”这个口号被傻瓜们重复着，似乎这是人类幸福至高无上的表达。他从最迂腐的诡辩者那里学了点冒牌格言，想转手塞给我们，那还情有可原。可是他塞给我们的是没有真实内容的空壳，要求我们把思考方式不仅是建立在虚假的智慧上，更是建立在虚假智慧摇晃不稳的碎石堆上。然而，对我而言，问题的症结也不在这里。顺理成章的想法是：即使奴役了我们的思想是极其优秀的、精美的，提神醒脑，滋润人心，自始至终充满阳光，但只要这思想是强加给我们的，奴役就仍然是奴役。不对，现在的关键是，随着他的权力增长，我开始注意到国民的义务，还有告诫、规章、法令以及施加在我们身上的形形色色的压力，都越来越像他这个人了，都准确无误地显示出与他的个性特点和他的经历细节有必然联系。于是在这些告诫和法令的基础上，一个人可以重塑自己的人格，就像章鱼通过触角重塑自己一般——深知他那种人格的人为数不多，我就是其中之一。换句话说，他周围的一切开始有了他的模样。立法开始荒唐地表现出像他的倾向，像他的步态，像他的姿势。蔬菜商开始储备大量的黄瓜，原来他年轻时就非常爱吃黄瓜。学校的课程里如今也有了吉卜赛摔跤，原来二十五年前，他就在地板上跟我弟弟练这种摔跤，很少会兴致不高。报纸上的文章和谄媚作家写的小说风格突变，故作高雅（基本上没有意义，因为每个编造出来的语句都是用个别的关键词再说一遍，都是同样的官样文章）。那种语言看似很有力量，实则是思想虚弱，还有所有其他的矫揉造作的文风，都带有他的特点。很快我有了这样的感觉：我记忆中的他，正在渗透到每一处地方，以他的存在影响着大家的思维方式，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以至于他的平庸，他的冗长乏味，还有他的灰暗习惯，正在变成我国人民生活的主体。最后，他制定的法律——大众具有难以压抑的力量，所以要向大众的偶像不停地祭献——丧失了所有的社会学意义，因为他 就是大众。

五

他是我弟弟格列戈里的一位同志，我弟弟在他短暂一生的最后几年里对极端的社会组织形式有着富于诗意的激情（那些极端的社会组织形式长期以来令我们现有的温顺体制担惊受怕）。他二十三岁那年，一个夏天的晚上在一条非常宽的河里洗澡，溺水而死，以致如今我回忆起我的弟弟，出现在我脑海里的第一幕便是一汪粼粼碧水，一座长满桤树的小岛（在我颤抖的模糊记忆中，他一直朝着这座小岛游去，却永远没有到达）。一朵长长的黑云正穿过另一朵非常松散的橙色云，这便是星期六上午一场雷雨留在星期天清澈碧空上的所有痕迹。天上将会闪过一颗星，然后再没有任何星星。不论何时，只要我全神贯注地研究绘画史，准备我的洞穴起源专题论文，就顾不上去盯着那帮诱惑我弟弟的年轻人。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不是很固定的群体，不过是几个凑到一起的年轻人，各有各的情况，当时都是受了叛逆冒险的吸引，往来也并不密切。然而，眼前的事总是对回忆产生如此不良的影响，以致我现在很不情愿地将他挑出来，放在模糊的背景下，赋予他（他既不是格列戈里最亲密的伙伴，也不是最能嚷嚷的伙伴）一种阴沉冷静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深知其阴沉的自我，最终把一个毫无天分的人铸造成一个战无不胜的恶魔。

我记得他在我家乡下寒舍阴暗的餐厅里等我弟弟，坐在他第一眼看到的椅子上，马上从黑夹克衣袋里掏出一份折皱了的报纸看了起来。他戴着烟灰色的玻璃眼镜，镜架半遮住他的脸。他装出一副厌烦欲哭的样子，好像想起什么不称心的事情。我记得他那鞋带胡乱系起来的靴子总是很脏，好像刚刚在没人管的草地间的马车道上走了数英里似的。他的头发剪得很短，前额上留了又短又硬的一撮（当时还一点看不出如今他那恺撒般的秃顶）。一双发潮的大手，指甲被咬得很短，看他丑陋的指尖上紧紧套着的护甲套，真令人难受。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山羊的气味。他手头拮据，睡什么样的床铺不加挑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