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3/4页）

《毛诗》在后世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很多学者为其作注，最有名的是汉代经学大师郑玄作的“笺”。到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将唐以前关于《毛诗》的各家学说汇集到一起，成了《毛诗》的集大成之作。至宋代，理学大师朱熹作《诗集传》，成为后来士子考取功名的必读之作。及至清代，由于校勘、考据、音韵、训诂学的盛行，解经的著作烟海波起，学术成就也很高。清代关于《诗经》的著作有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的《毛诗后笺》、陈奂的《诗毛氏传疏》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解说突破了经学藩篱，又不拘泥于三家之说，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就很有特色，他主张“循文按义以求诗的主旨”，注意到《诗经》的文学意义，解说文字辞采斐然，是值得一读的佳作。王先谦的《诗三家义疏》辑三家遗说最为完备，是三家诗学的集大成之作。到了近代，有林光义的《诗经通解》、吴闿生的《诗义会通》、闻一多的《诗经新义》、《诗经通义》等，对《诗经》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烦琐考证和穿凿附会的旧说，提出不少新的见解。

在阅读有关《诗经》著作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诗序”的问题，不了解这个问题，对初学者就会造成障碍。什么是“诗序”呢？一般认为《诗序》有大、小之分，列在《毛诗》各篇之前解释每篇主题的文字就是“诗序”，也称“毛诗序”或“小序”。在《毛诗》第一篇《周南·关雎》的“小序”后面，有一段较长的概论《诗经》全书的文字，自“风，风也”至“是谓四始，《诗》之至也”，称为“大序”。诗序的作者，一说子夏，一说子夏和毛公，一说为东汉人卫宏。还有说子夏作，毛公、卫宏增益润色，迄无定论。“大序”提出很多涉及诗歌理论的问题，如“六义”、“正变”、“美刺”等说。“六义”指风、雅、颂、赋、比、兴，并对每项都作了解释。“正变”指“风”诗、“雅”诗有正声，有变声。政治清明时，赞美某某的诗就是正声；王道衰微、政教废弛时，所作讽刺某某的诗就是变声。后来郑玄根据“大序”的说法，将《国风》和二《雅》的265篇诗，划分出正诗59篇，变诗206篇。“大序”还提出了“美刺”说，即政治的清明与黑暗，决定了诗赞美什么，讽刺什么。“大序”还对诗与志、志与情的关系，对诗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对读者很有启发，对后代诗歌创作也起过积极作用。“小序”对每篇诗义的解说，有的确有依据，比较符合诗的本意，但也有不少穿凿附会之说，不可全信。

对于诗的作用，孔子有很高的评价。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虫鱼之名。”（《论语·阳货》）又说：“兴于诗，立于礼。”（《论语·泰伯》）这就是说《诗》在修身方面有教育作用，在治国方面可以观察时政得失，还可以使士人相互切磋砥砺，以至批评怨刺统治者的政策措施，把诗教提到了治国兴邦的高度。

《诗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描写现实、反映现实的写作手法，开创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历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不同程度地受到《诗经》的影响。《诗经》曾被译为多国文字，日本、朝鲜、越南、法国、德国、英国、俄国都有译本，流传非常广泛。作为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基石，我们一定要很好地继承这一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

2006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笔者译注的《诗经》，收入“中华经典藏书书系”中。此本《诗经》，选入历来公认的名篇102首，为全书的三分之一。出版后，受到读者好评，已重印26次。2014年底又应编辑部之邀，笔者将此本扩大为一个全本的译注本。现在这个全本《诗经》已与读者见面了，此本分为题解、正文、译文、注释四部分，现就这四个方面向读者说明一下。

一、题解。每首诗的题解是读懂这首诗的关键，弄清楚诗的主题，才能对全诗作出正确的理解。但有的诗篇，自古以来就众说纷纭，很难确定诗的主旨，因此在写题解时，既需要吸收古人正确的见解，也要参考今人的研究成果，更要根据诗的本文，反复解读，才能选定一个比较正确的主题。此本题解内容比选本详细，对《毛诗序》符合诗意或有参考价值的，录入题解中，并加以评论。对前人或今人一些中肯的见解和评论也加以引用，以便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意。有时笔者也根据诗的内容，斟酌再三，提出一些新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