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第2/3页）

“来了，陌生人。”

我立即把屏幕最小化，好像做坏事被当场抓住了一样。这是在一步步地犯罪吗？别去想犯罪，我对自己说，这是调查。

然而，我的表情却完全是一张罪行告白。

卡西迪·克努森站在门口。她换掉了铅笔裙和三寸高的高跟鞋，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不太正式，而在我看来却更显魅力的衣服。她身着紧身牛仔裤，宽松的黑色毛衫从一边的肩膀上滑落，露出红色内衣的蕾丝花边。她拽着毛衫，好像要把它拉长，但是一松手，衣服又缩回去。她放弃了，抬起一只脚别在另一只上，靠着门框。“我以为这个周末你在家办公。”她说。

“是的，”我回应，顺手拿起小票——背面写着杨柳·格里尔——揉成一团。“募股说明书，”我两只手来回颠着纸球接着说，“家里有点儿乱。”

“佐伊？”她问。谁不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十二岁的孩子把家里搅成一锅粥的呢？

“其实，”我承认，“是海蒂。”卡西迪满含同情地道歉，好像是我在暗示我们的婚姻有问题似的。而她的脸上还挂着过分关切的表情。

“听你这么说，我真难过，克里斯，”她自己走进来，坐在我对面没有扶手的办公椅上，“想聊点儿什么吗？”她一边说着，一边非常女人地双腿交叉，向我靠过来。带着忧郁气息的男人，思绪跑向另一个方向；主动投怀送抱的女人，希望你对她知无不言。

“海蒂一贯那样，”一说出口我就意识到不应该谈论负面的婚姻生活，“也不是什么坏事。”我羞愧地补充道。卡西迪说：“海蒂是个好女人。”

“最好的。”我说，并用力从脑子里赶走对卡西迪·克努森穿绸缎内衣和捏褶的性感睡裙的幻想。

我注视着用图钉钉在墙上公告板上的结婚照。我和海蒂结婚的时候二十五岁，她二十三岁。海蒂上一次来我办公室的时候，抚摸着照片说过真漂亮。我耸耸肩回答：“相框坏了。我在抢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把它碰到地上。”卡西迪理解地点点头，她知道，我的整个事业都取决于最后一分钟的冲刺。

照片在预言着什么。我想，保护我们的玻璃外框碎了，我们被撞出了无数隐秘的小洞，某一天会被撕开。那些小洞全有自己的名字：房屋抵押的贷款、未成年的孩子、贫乏的交流、养老金、癌症。我看着卡西迪精心保养过的手指摆弄着我桌上的台灯，银行家常用的那种古董绿的老式台灯；我看着她拨动灯链，看着她用修长的手指绕住它，然后往下拉，然而我想起一个词：出轨？

不。从来没有。我和海蒂都没有。

柔和的黄色灯光洒满房间，和天花板上晃眼的白炽灯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和海蒂仅仅交往了几个月就结婚了。和她在一起，我知道这是我需要的：就像空气。我也知道这是我想要的：这正是我当年最迫切的圣诞愿望。我习惯了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我带着满嘴的金属矫正器度过了未成年的发育期。我曾经牢骚满腹地抱怨它们勾住口香糖，粘在我的嘴里。“以后你会感激我的。”妈妈总是这么说，她一辈子被参差不齐的牙齿折磨得够呛，她恨极了。是的，我确实要感激她。矫正多年以后，我有了一个能吸引多数人目光的微笑。这样的微笑在联谊会、访谈和陪客户吃晚餐的时候，当然也包括和女士约会的时候发挥了奇妙的作用。海蒂常说是我的微笑在那晚的慈善酒会上首先引起了她的注意。那是十二月，我记忆犹新，她穿着一袭红衣。为了激励我的团队，我付了两百美元去参加那个该死的活动。为了面子上好看，我们公司包了两张桌子，十六到二十个座位，每个位置两百美元，但是我们几乎没人知道到底要支持什么项目。

直到后来和海蒂跳舞的时候我才知道，并且更多地了解了芝加哥的文盲问题。

我习惯了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那是在和海蒂结婚之前。

“那么，是什么问题呢，伍德先生？”卡西迪问。她靠回到椅子里，用修剪整齐的指甲捋着头发说，“你想说吗？”

我说：“不。不说更好。”我想起海蒂上一次对我做出的让步，她在出门寻找流浪女之前，听取我的建议换上了一条牛仔裤，再往前是一小块花生酱和奶油的对抗。不过全是些鸡毛蒜皮的事。

凡是大事，我必输。回回如此。

“这就是人生？”卡西迪用法语问，我用法语回答：“这就是人生。”

这就是生活。

然后，我注视着卡西迪蓝灰色的眼睛，回忆起她第一次走进会议室的情景。她穿一件红色的外衣，只有卡西迪·克努森才会穿的紧身九分裤，黑鞋，当然，还是两三寸高的跟儿。我手里的浓缩咖啡洒在犬牙花纹衬衫上，我的老板突然唐突和无力地介绍她是“城里的新姑娘”，然后盯着她的屁股，随着她走到我旁边的空位子上坐下。她掏出一沓前天晚上吃晚饭时送的纸巾，以只有卡西迪·克努森才会用的方式，帮我吸干了衬衫上的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