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第9/10页）

“把那些长明灯拿走，简直像是鬼魂游行。”

为了不让阴郁的气氛加速垂危病人的死亡，费尔南多从马马托科请来一个街头乐队，在院里罗望子树下不停地演奏了一天。在音乐的镇静作用下，将军反应很好，几次要求重复他喜爱的对舞舞曲《三色堇》，以前他每到一地就散发这支舞曲的乐谱，民间十分流行。

榨糖厂的奴隶们停止了工作，在藤枝扶疏的窗外久久地瞅着将军。他裹着一条白被单，比死后更憔悴苍白，剃光后刚长出头发茬子的脑袋随着音乐节奏摇晃。一支曲子奏完，他就像在巴黎歌剧院里那样文雅地鼓掌。

在音乐的鼓舞下，他中午喝了一小碗肉汤，吃了椰蓉饼和炖鸡。饭后，他躺在吊床上要来一面小镜子照照自己说：“我眼睛这么有神，还死不了。”大家已经不指望雷弗朗大夫创造奇迹，现在又产生了希望。然而正当病人看来有好转的时候，却又把萨尔达将军误认为三十八个西班牙军官之一，那三十八个人是博亚卡战役之后，桑坦德未经审判，下令在一天之内枪决的。没多久，他病情突然恶化，再也没有恢复，用剩下一点力气喊着，要乐队走得远远的，别打扰他临终的安宁。恢复平静后，他吩咐威尔逊给胡斯托·布里塞尼奥将军写封信，请他看在一个行将就木的人的分上同乌达内塔将军和解，免得全国陷入可怕的无政府混乱状态。他所能口授的只是信的开头：“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你写这封信。”

晚上，他同费尔南多聊了很久，第一次就前途问题帮费尔南多出点主意。他们两人合写回忆录的想法没有实现，但是侄子在他身边多年，不妨尝试着单独写，作为消遣练笔，也好让他的子女了解那些光荣与磨难的年代。“如果奥利里不改初衷，他能写出一些东西，”将军说，“但角度不一样。”费尔南多当时二十六岁，活到八十八岁才去世，但是除了一些不连贯的札记之外，什么都没写，因为命运使他丧失了记忆，这也是他的大幸。

将军立遗嘱时，何塞·帕拉西奥斯在卧室。在这种庄重神圣的场合，他和别人都一言不发。晚上洗澡时，他请将军更改遗嘱中有关他的条款。

“我们一直很穷，不过什么都不缺。”他说。

“恰巧相反，”将军说，“我们一直很富，但是什么都不够。”

两句迥然不同的话说得都对。何塞·帕拉西奥斯原是将军母亲的奴隶，按照她的安排，很小开始就伺候将军，从没有正式获得解放。他一直在奴隶和自由人的边缘徘徊，从没有给他关饷，也没有确定身份，他的个人花费包括在将军的私人开支之内。他的吃穿同将军完全一样，但十分简朴。他既无军衔又无残废证明，年纪又不适于重新开始另谋生计，将军不能撒手不管。因此没有商量余地：有关八千比索赠金的条款不仅不能取消，而且不容推却。

“那才公平。”将军结尾说。

何塞·帕拉西奥斯回答得很干脆：

“公平的是咱们一起死。”

事实也是这样，因为他像将军一样不善理财。将军死后，他在卡塔赫纳靠政府赈济，借酒消愁，想忘掉过去，结果上了瘾。他穷困潦倒，七十六岁时在解放军退役军人的一个肮脏的收容所里死于震颤性谵妄。

十二月十日早晨，将军醒来时情况大坏，左右的人唯恐他想忏悔，赶紧去请埃斯特维斯主教。主教很快赶到，十分重视这次会见，穿了主教的法衣。但根据将军要求，会见秘密进行，没有见证人在场，前后只有十四分钟。谁都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主教匆匆出来，有点失态，不同众人告别就上了马车，尽管不少人邀请，他没有主持追悼仪式，也没有参加葬礼。将军虚弱不堪，自己下不了吊床，医生像抱初生儿似的把他抱到床上，让他背靠枕头半坐半卧，以免咳嗽时气绝。他喘过气后，要所有的人都出去，只留下医生。

“我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居然考虑到临终圣事了，”将军对医生说，“我可没有相信在天国永生的福气。”

“不是这么回事，”雷弗朗大夫说，“经验证明，良心上的问题解决后，病人精神状态改善，有助于医生的工作。”

将军没有理会医生巧妙的回答，因为他悚然清醒地认识到，他那逆境与梦想之间的疯狂追逐这时已经到达终点。余下的只是黑暗。

“妈的，”他叹息说，“我怎么才能走出这座迷宫！”

他以临终的洞察力扫视着房间，第一次看到了真相：借用的最后一张床；破旧的梳妆台，那面朦胧的镜子再也不会照出他的容貌；瓷面剥落的洗脸架，上面的水盆、毛巾和肥皂只能给别人使用了；豁了口的八角挂钟全无心肝地匆匆走向那不可逃避的约会：十二月十七日他最后一个下午的一点零七分。于是他叉起手臂搁在胸前，开始听到榨糖厂的奴隶们在下午六点钟唱的圣母颂，看到窗外天上那颗无缘再见的明亮的金星，终年不化的山顶积雪，爬藤新枝上的黄色钟形花，第二天星期六由于举哀紧闭门窗，不能看到它吐放了，还有那永远不会重复的生命的最后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