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罪（第6/12页）

虽然他不一定能够完全了解罗马尼亚拜占庭式政治氛围的意义以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民族主义，针对当前混合民族以及身份危机的问题，瑞克兹提供了大量经过审慎研究得出的材料，并且提供了一个公正客观的结论。他详细地列出了与伊利亚德毫无关系的铁卫团暴行或疯狂的镇压策略，最后，瑞克兹接受了一个从他研究的资料中揭示出来的事实：“铁卫团的很多思想与伊利亚德长期以来提倡的思想非常接近。”[25]“他最喜欢探讨的一个问题是罗马尼亚的使命，他发现铁卫团的纲领体现了这样的使命。”[26]“很多年以来伊利亚德只是把铁卫团看作一个右翼极端主义政治团体，但现在他对它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丧失了正确的判断力，忽视了铁卫团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缺陷。”[27]“伊利亚德认为铁卫团创造了‘新贵族’。”[28]“伊利亚德否认自己曾经写过那篇署着他名字的支持铁卫团的长篇大论……事实上，那篇匿名的文章里没有包含任何伊利亚德当时可能会不赞成的观点，和他近年来写的文章非常相近……毫无疑问，他确实希望并且相信铁卫团运动能够胜利。”[29]最后，瑞克兹总结了伊利亚德的观点：

“民主无法在人们心中燃起狂热民族主义的热情——使他们成为一个强大、稳健、乐观的民族，让他们心里充满神圣的使命感。作为一种舶来品，民主关心的问题不符合罗马尼亚的国情：如个人权利、少数民族的权利、政治意识的自由这些‘抽象的概念’，伊利亚德认为这些都不能解决罗马尼亚的根本问题。”[30]

瑞克兹还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伊利亚德在报刊文章里的一些重要片段：

“我们知道，有好几个暴君把落后愚昧的国家变成了强国：恺撒大帝、奥古斯都大帝和墨索里尼。”[31]“对我来说，墨索里尼是不是暴君无足轻重……我们不知道废除民主之后罗马尼亚会怎样。如果通过废除民主，罗马尼亚成为一个全副武装的强大国家，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命运，那么历史是会记住这一壮举的。”[32]“铁卫团成员是一种新生的人，他们发现了自己的意志，了解自己的命运。纪律和服从使他们拥有一种新的尊严，他们对自己、领袖和这个民族的神圣使命充满无穷的信心。”[33]“人们的心中充满了革命的冲动，他们等待行动的这一天已经等待了几千年。这就是人子降生的使命：教会我们进行永恒的斗争。”[34]

伊利亚德当时在罗马尼亚报刊发表的其他文章本也应该包括在内，例如下面这段：

为了有着千年历史并将生生不息的罗马尼亚，我们应该毫不留情地进行社会改革，每个外族肆扰的角落都应该重新成为我们的殖民地，所有的叛徒都应受到惩罚，我们民族的神话将传遍全国的每寸土地，我们的力量将延伸到国土之外。[35]

还有下面这段：

从那些几个世纪以来受尽匈牙利人（他们是继保加利亚人之后这些地球上最最愚蠢的人）折磨和侮辱的人身上，从那些英勇的特兰西瓦尼亚政治领导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主义的罗马尼亚，它像一只暴怒的雄师，目空一切，时刻武装着，充满了力量和仇恨，时刻等待着复仇的机会。[36]

还有一些文章中写到了弱小、腐败、幼稚的罗马尼亚民主犯下的“可怕罪行”（“多瑙河和比萨拉比亚地区斯拉夫人的入侵”、“犹太人遍布马拉暮莱斯和布科维纳的每个村落，并在比萨拉比亚的所有城市里占据了人口的绝对优势”[37]）。还有很多类似的文字，有的甚至更加荒唐令人生厌。这些文字今天在我们看来幼稚得可笑而且过于具有侵略性，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时人们希望通过简单化的、自相矛盾的“逻辑”寻找一种速效措施来解决长期未能解决的社会矛盾，这样没有理性的文字在那时显然是合法的。正如菲利普·拉库-拉巴特和让-吕克·南希在他们关于纳粹的文章中提到的，极端主义运动在危机时期经常使用这样的“逻辑”。在战争之前那些混乱而压抑的日子里，民主制度摇摇欲坠，这种极端主义的冲动不幸地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在许多知识分子身上。罗马尼亚有着肥沃的土壤可以让极端主义植根，在这里，脆弱的民主由于内部纷争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已经处于瘫痪状态。我们还必须记住一点，在这个民族饱受苦难的历史上，身份危机和对乌托邦理想的轻易认同也为新极端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罗马尼亚及国外的许多评论家一直强调伊利亚德文学作品中的人文主义价值：他文章中那种激动人心的神秘的模棱两可、他那神奇的幻想、他如谜般的现实生活、他文字里表现出来的自由洒脱和梦幻般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