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第3/7页）

霍加在质问那名老人，并要求他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他一生中最大的罪过是什么？他一生中做过的最坏的事是什么？这个村民嘟囔着一口很不地道的斯拉夫语，翻译也对我们缓慢地说着：他说自己是个无过无失的可怜老人。但是，霍加以一种奇异的狂热，一再追问，要这名老人告诉我们关于他自己的事。当发现苏丹与霍加一样对此感兴趣时，老人才承认了自己的过失。是的，他有罪，他本应该与其他村民一起离开家，他也应该与他的同乡们一起去追赶动物，但是不行，他有病，他不能一整天都在森林里到处跑。当他指着心口，做出请求原谅的动作时，霍加大发脾气，高声吼道：他问的不是这个，而是真正的罪！然而，这名村民听不懂我们的翻译一再对他重复的这个问题，痛苦地把手放在胸口，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把老人带走了。下一个被带上来的人也说了同样的事后，霍加愤怒地涨红了脸。为了提醒这个村民什么是坏事和罪孽，霍加告诉了他我童年的罪行，那些我为了比兄弟姐妹更受宠爱而编造的谎言，以及大学时代轻率的男女关系，仿佛在描述无名氏的罪行。我一边听，一边厌恶而羞耻地想起了瘟疫期间我们共度的日子。不过，现在写这本书时，我却带着强烈的渴望回忆着那段时光。他们最后带来的村民是个瘸子，当他小声坦承自己曾偷看在河里洗澡的女子时，霍加稍微平静了些。是的，没错，面对自己的罪行时他们就是这样的，他们可以面对这些事；但是，我们现在应该了解心灵隐密处发生的事了，诸如此类。我很想相信苏丹不曾为此所动。

然而，他的兴趣已被挑起。两天后，在另一次猎鹿活动中，他对再度上演的同样戏码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或许是因为禁不住霍加的一再坚持，又或许是因为在那场审问中，他比我以为的要享受了更多的乐趣。现在，我们越过了多瑙河，来到另一个基督教村落。但他们讲的是拉丁语。至于霍加强要村民回答的问题，没有太大的改变。它们让我想起瘟疫期间那些夜晚的狂热，当时我成功地让他写下了自己的罪行。而现在，一开始，我甚至听都不想听村民们的回答，他们害怕这些问题及质问他们的人，那个人是得到苏丹默默支持的匿名判官。一种奇怪的作呕感袭上心头。我内心里怪罪苏丹更甚于霍加，他受了霍加所欺，或是无法抗拒这种邪恶游戏的诱惑。但是，没多久我也被这种丑陋的好奇心诱惑住了，心想听一听不会有什么损失，便也靠上前去。现在，他们用更加优美悦耳的语言在讲着，但这些罪行与坏事听来大多很相似：简单的谎言，小小的欺骗，一两个卑鄙的把戏，一两件背信弃义的事，顶多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盗窃行为。

晚上，霍加说，村民们并未透露一切，他们隐瞒了事实，而我之前所犯的罪行要大多了。他们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必定曾犯下过更严重、更真实的罪行。为了说服苏丹，并得到这些事实，以便证明什么样的人是“他们”，什么样的人是“我们”，必要时他会采取强硬手段。

此后的日子里，这种丑恶的游戏愈演愈烈，也越来越荒唐了。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简单，那些天里，我们就像在玩游戏的孩子们一样，在比赛的每一回合间开些无伤大雅的粗俗玩笑。这些审问就像是我们在漫长而愉快的狩猎过程中举办的一场场不需要舞台、不需要幕布的民间戏表演。但到后来，它们却变成了消耗我们意志、耐心与勇气的仪式，而我们不知为何却无法舍弃。我看到了被霍加的质问和他不可思议的怒气吓得不知所措的村民，如果他们确切地知道问他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或许会回答；我看到了被赶到村子广场的牙齿都掉光了的疲弱老人，在结结巴巴地说出自身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罪行前，他们会用无助的眼神乞求周围的人及我们的帮助；我看到了被认为没有说出他们所干的足够分量的坏事而被殴打责骂的年轻人——这个情景让我想起，当霍加看完我趴在桌上写的文字后，嘴里说着“你这个家伙！”手却给我背部来上一拳，一边生气地喃喃自语，因为想不明白我怎么会是这个样子而生闷气。尽管不是非常明确，但他现在比较清楚自己想要找寻的是什么，想要得到的结论又是什么。他也尝试了其他方法：他时不时地打断村民的话，指出对方在说谎，然后我们的人就会殴打这个犯错的人；有时，他会打断村民的话，表示对方的一个朋友已经说出了他所犯的罪孽。有一段时间，他还试着把村民们两人一组两人一组地带到跟前来。这时，他发现，尽管我们的人坚决地采用了暴力手段，但村民们所说的事实并没有丝毫的深入，而且他们相互之间在另一个人面前都感到羞愧。他一阵狂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