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第三部分）（第2/3页）

写作时，我将小说事件置于写作风格之上。我最喜欢的意大利话，就是「在家里就不说正统意大利话」那种人的语言。我在写作的时候，努力将自己想象为自学的写作者；这种写作者如何书写，我就照办。

《蛛巢小径》就是从这种完全缺乏特性的情境中产出，一方面带给我几至折磨的苦痛，另一方面又供我想象吹嘘。如果时至今日我还能在书中找出任何价值，大概就是以下这种小说人物的形象吧：这种小说人物的生命能量仍然暧昧，既具有「少不更事」的困窘，同时又陷于流浪者和社会边缘人的穷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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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们那时候的文学出自于穷困处境。不过，与其说我在讨论一种意识型态的行动，不如说我想谈谈一种深化于吾等之辈的事物。

今天，写作已是一种寻常的职业。小说是一种有「市场」、有「供」

「需」的「商品」。小说被广告促销，可扬名立万，有公式可循。意大利小说全部达到「一种不错的平均水平」，置于这个易于满足的社会中，算是浮妄的商品之一。若要在此时此刻怀想当年文学精神，就很困难了──那时候，我们还试图开创新的小说体呢，并且完全倚赖亲手打造。

我一直提及复数的「我们」，不过我已经解释过：我所说的意念是四分五裂的，而不是有志一同的；是从各个省分纷杂角落孕生出来的；并不具明确共通的理念，就算真有共通理念，也是残缺而暂时的。除此之外，这种理念可以说是一种传播广远的潜能，在空中漂送。然后随即绝灭。

在1950年代，文学景观为之大变，先是大师的变动：帕维瑟去世；维多利尼因为反对立场而封笔；谟拉维亚（注21）走入不同的文学脉络，展现不同的文学意义（不再是存在主义，而变成自然主义）。意大利小说走上一条哀惋的、中庸的、社会学的路途。我们终于都为自己挖出一个个可以安身的孔穴，或多或少得以安适（或者该说，我们发现得以逃逸的路线）。

但，当时还是有人坚持那条原先的、碎裂的史诗之路。大致说来，这些人是比较孤立的，是留住气力的局外人。其中最为孤立的一位，成功写出一部我们人人梦寐以求的小说──本来，我们对这种小说已不再抱持期盼了。费诺里奥（BeppeFenoglio，注22）就写出这样的小说，《战士钱宁》（IlpartigianoJohnny），可惜未能完成。他在四十几岁的时候去世，死后此书才得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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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几乎可说是我的第一份写作成品。如今，我该如何谈论它呢？我会这么说：最好避免写下自己的第一本书。

只要一个人还没有写出第一本书，就拥有自由──这份自由，写作者毕生只能享用一次。在写作者其实还没有被别人定义的时候，第一本书早就定义了写作者。而这种定义，是写作者可能终其一生都要背负的──面对这份定义，写作者可能会试图加以肯定，或加以延伸，或加以修正，或加以否认……但，写作者永远没办法消灭这个定义本身。

此外：对年纪尚轻就投入写作的人来说，在一次「有好多事想说」（在这里、在许多其它领域，指的都是战争）的经验之后，第一本书立刻成为写作者和经验之间的分隔板。第一本书将写作者和事件接合。第一本书会耗尽记忆的资产。记忆其实是可以变成资产的──如果写作者有耐心保存记忆的话，如果写作者不急于使用记忆、挥霍记忆的话，如果写作者不替储存起来的意象强设一种专断秩序……然而，写作者却强行区隔两种记忆，一边是自己私爱的题裁，另一边则是自己太在乎或太不在乎的材料，并将前者视为盛装文学情绪的容器，而且认定后者是不配描述的无物──也就是说，写作者恃才傲物，建立起另一种扭曲变形的记忆，却将轮廓模糊的既有记忆加以舍弃，也就此丢去重拾记忆的无穷可能……写作者在写作时，对自己的记忆施加了太多暴力──记忆再也无法回复原形了：写作者将自己偏爱的意象使用殆尽，将这些意象过早送进文学课题；写作者是另有一些想要私存的意象，私自盘算将这些意象留在以后的文学创作之中使用，孰料这些储藏的意象也会凋萎，全因为它们和记忆力的自然整体割离了，再也不是生猛、流动记忆力的一部分。事物一旦投射进入文学的空间，从此就在文学里永远僵止固定了；文学空间这下也占据了记忆的领域。本来草木得以在记忆的国度里互相滋养，然而文学空间却让记忆的植被为之褪色粉碎。记忆──或者该说是经验吧。所谓经验，就是记忆再加上记忆在人身上留下的伤痛，并且再加上记忆在人身上造成的改变，经验因而让人异于既往。经验，先是文学作品的滋养物（却不只是滋养了文学作品而已），又是写作者的真正财富（也不只是写作者自己的财富），而当经验被形塑为文学作品之后，就衰颓了，以至于亡灭。于是，写作者又沦为人群中最可悲的一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