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再见了，巴黎！（第2/11页）

他不怎么和人交往，没有住在旅馆里，而是住在左岸的“一个小屋”里。这是一个朋友，也是原来的助手，雕塑师弗莱德里克·麦克莫尼的工作室公寓。至于他对巴黎的印象，他仅提到了其“雄伟、巨大”；关于他对博览会的看法，他只是说“太复杂了，激起了那么多的名利虚荣，我不能深陷进去……”

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可能是，他第一天早晨在“小屋”窗户下面小公园里看到的景象。从一个门冲着公园的工作室里走出了一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人，“一个老家伙”，穿着睡衣、拖鞋，抽着烟斗。

他费力地走过小路，到了一片花圃处，那显然是他个人的财产，非常细心地用一个小巧的喷壶浇着水。不一会儿，另一个老头也从另外一个门口出现了，穿着裤子和拖鞋，他也蹒跚着走向了自己的那一小片地。

他想这样的“老家伙们”很可能就是他年轻时在美术学院的同学，他们在这拥挤喧嚣的巴黎满足地侍奉着自己的花圃。“从那平静的烟斗中冒出的青烟，在绿色中超然地看着一切，和周围融为一体。”他羡慕那种和谐以及他们的满足。

据他的家人说，圣高登斯1889年感觉“很有必要”到巴黎去旅行，看看这座城市在干什么，“以开阔艺术视野”。这可能是真的。不过，他还有自己私人的原因，人们后来才知道。

大批有抱负的美国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不断拥向巴黎。他们中有的人会在美国成为显赫的名家。

莫利斯·普兰德伽斯特是波士顿杂货商的儿子，于1891年坐一条运牛的船渡过了大西洋，报名进入了朱利安美术学校。三十几岁的约翰·怀特·亚历山大也在同一年和他的妻子到了巴黎住下。不久，他画的大幅显眼的美女图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詹姆斯·厄勒·弗雷泽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南达科他州的牧场上度过的，父亲是铁路工程师。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人开始在巴黎美术学院学习雕塑，后来被圣高登斯“发现”。

亨利·O.泰纳是个高个子，有教养，是朱利安美术学校唯一的一名美国黑人学生。他生于匹兹堡，父亲是非洲卫理公会主教教会的牧师。他曾是费城的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唯一的黑人学生，在托马斯·埃金斯的指导下学习。他也于1889年从美国航行到了巴黎，不过他只想在巴黎作短暂逗留，然后去罗马学习。他写道：“奇怪的是，到巴黎一周之后，我竟觉得这里的条件我非常喜欢，结果是……把要去罗马学习的计划完全忘记了……”

在左岸的一家餐厅，新到巴黎后不久的泰纳，在一天早晨遇到了罗伯特·亨利。他们是第一次见面，发现彼此都上过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于是开始了一段友谊。亨利写道：“他很谦虚……并不以自己的个子大而觉得比别人强，他很好相处。”他帮泰纳在朱利安美术学校“起步”。

泰纳的花费由美国国内的一位白人牧师和他的妻子哈兹威尔提供，再加上他起航之前得到的75美元的佣金。他第一年在巴黎的花费是365美元，他仔细地记了下来。除了没多少钱之外，他的法语也不好。

泰纳以前从未见过和听到过像美术学校这样的喧闹，他以前也从未见过这么烟雾缭绕的房间，并在这里面呼吸。他生动地记录下了他学生时代的体验。

窗户从来不打开，在冬天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钉死了。五六十人在这样的屋子里抽两三个小时的烟，烟雾让后排的人几乎看不见模特。

在任何时候他都没有因为自己的肤色而让人看不起，在费城情况可不总是如此。只有几家饭店不大欢迎他，不过他知道，这是因为他不喝酒。“在我去的那些便宜的饭店，他们不愿意接待那些不喝酒的客人。在食物上他们没有什么利润……所以我是不受欢迎的，有时被迫换到别的饭店去。”

在巴黎也经常见到学生的家长，他们想有机会看看自己孩子的新生活，同时自己也来享受一点儿巴黎的生活。如果经济宽裕的话，这是抵制不住的诱惑，这种体验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大西洋月刊》的前主编、小说家威廉·迪恩·豪威尔斯的儿子约翰在巴黎美术学院学习建筑。他到巴黎很开心，受到巴黎精神的鼓舞，并借此机会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像詹姆斯·麦克内尔·惠斯勒等人。惠斯勒在巴克街上的季节性住所，成了有共同思想和爱好的美国旅法人员见面的场所。那次在惠特勒公园的聚会上，有人看到约翰独自一人站在那里很是伤心，他刚接到了消息，必须回国，因为父亲病危。

一位年轻的美国人感到有些不对，过来和约翰说话。约翰突然转过身，把手搭在年轻人的肩膀上说：“你还年轻，年轻——享受青春和生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