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以遗忘症病人H.M.闻名的麻省理工研究项目（第6/8页）

我最开始追寻亨利的故事当时发生了什么，这一段记忆则丰富得多。

2004年3月，我前往芝加哥，参加《城市与地区杂志协会》（City and Regional Magazine Association）的全国性年会。我当时已经为《亚特兰大》（Atlanta）杂志撰文写作一年了，写了大量关于当地的嘻哈明星、新纳粹侦探、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作品。会议的最后一天，有一个大型宴会以及颁奖仪式，我也获得了一些奖项。宴会上的一位评委曾是《时尚先生》（Esquire）的编辑。一周之后，他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有想法写个故事。

这对我而言是个巨大的机会，是一次走出当地、走向全国性杂志的机会。我花了好几天来构思草稿。我第一个想到的故事关于一个名叫威廉·福曼（William Furman）的人，他既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又实际上是个无名氏。福曼曾经是一位死囚，他的案子后来被翻案了，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死刑的暂时废除。他是个杀人犯，矛盾的是，他曾经救了数百个本会死掉的人的性命。

《时尚先生》的编辑特里（Terry）否定了这个草稿。尽管他的拒绝很委婉，并且给了我些建议：“想想那些只有你能说出的故事，这些故事出于你的激情、你的特权、你的视角，甚至是你个人的经历。想想那些潜力非常丰富的故事，故事里有多个层次，能让读者产生共鸣。”

几天之后，一个新的故事想法出现了，这个故事似乎满足特里的要求。这个故事和我个人有交织，而这也会让其他人产生共鸣。这是一个我一直都非常感兴趣的人物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威廉·福曼非常像，既是个历史人物，但也是个无名氏。

而且重要的是，他这个人，我觉得我能得到特权去接触他。

毕竟，我母亲最久的朋友就是他的看护人。

我给特里发了一份关于病人H.M.的草稿，并将他描述为“也许是唯一一位完全活在此刻的人。这个此刻持续了55年。”这份草稿非常直接，其按照我当时的理解，呈现了亨利和我外祖父的故事的概要。

特里很快回了我七个字：“喜欢，就这么干吧。”

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苏珊·科金，一封真正的信，一封白纸黑字邮寄出去的信。我告诉她，我想给《时尚先生》写一篇病人H.M.的作品，而且杂志社也表达了对此的兴趣。我还附上了一份我已经发给特里的草稿。第二天，我用追踪编号查询这封信，确定信已经寄了出去。然后，我等待着。

我并没有听到回音。当天没有，第二天也没有，之后也没有。

我又电邮苏珊，之后又打电话给她，单位和家里的电话都打了。我从我母亲那里得到了她的手机号码，并且还留了语音留言。

最终，在我寄出信的一周之后，我的手机响了。

我认出了苏珊的声音，尽管她那冷酷而尖锐的声音，对我而言很陌生。

“我非常希望你在寄出这份草稿之前能见见我，”她说道。“有没有可能让《时尚先生》把这份草稿还给你，或者把它销毁掉？”

我上次见到科金是在一年前，当时她和她儿子，以及我母亲和我，一同去坎布里奇的一家墨西哥餐厅吃饭。关于那晚的事情，我记不起太多，只记得科金的儿子当时准备饭后去外面跳舞，科金退掉了一杯酒和一盘开胃菜，因为那两样她都不喜欢。如果我和她当时有所交流，那肯定是很肤浅的谈话。她是我母亲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

虽然，她一直都不是我的朋友，但是她一直都很友好。

然而在电话中，她好像不是这样的。她用那冷酷的语气告诉我，我不可能见到亨利。首先，是关于亨利这个名字的问题。我在草稿中用了这个名字，而这触怒了科金。她说，我必须要明白，病人H.M.的真名，他的姓和名都是秘密。科金承认，亨利的名字曾经有几次公之于众，包括在她自己的课堂上。比如说，几年前出版过一本关于亨利的书，名字叫做《记忆的幽灵》（Memory's Ghost），书里就称亨利为“亨利·M”。然而，我用了亨利名字这件事还是触怒了她。而且，她还说我的草稿中有“很多错误”。比如说，我关注于海马，但“最新的研究显示记忆不仅仅涉及海马”，这也触怒了她。

“这就是为何我不能给你任何关于他的记录，”她说道，“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你也不能见他。你从那样的会面中不会有很多收获。我觉得，他最近有点中风。”

科金简短地道了歉，因为这么久才给我回信，然后她说自己很忙，要挂了。然后她挂了电话。

之后的几周中，我和科金又通了几次电话和邮件，我试图说服她改变想法，让我见见亨利。我还又写了一封信给她，明确地表示，不论她是否合作，我都会开始报道这个故事。接到这封信后，科金突然似乎变温和了。她打电话告诉我，其实有可能让我见亨利。她和我讨论了关于亨利的保安的问题，保安可以给我临时的许可。科金说，采访的时候，她必须在场，而且她要先和麻省理工的律师讨论一下，在会面之前会给我消息。科金甚至告诉了我会面的大致时间，11月或12月，也就是亨利下一次到访麻省理工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