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所有故事都是爱情故事 专访库斯图里卡（第2/4页）

库斯图里卡：因为动物明白一切！（笑）我认为宇宙有它自身非常严密的规则和秩序。我们一切生物都是被某种东西联系在一起。当然，这是宗教问题，或者说，这在后来成为了宗教问题。说着同一种语言的人在精神上拥有一个共同体。我们对生命的想象并不完全来自后天习得的知识，而是因为我们天生就具有某些共同的特质，这些特质让我们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不幸的是，资本主义激发了我们人性中最糟糕的一面。

当我试图去创作的时候，不管是写小说、拍电影，还是做音乐，我想要证明的只有一件事，就像我的那部电影的名字一样：生命是个奇迹。我们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的生活总会被一些不期而至的事件打破；而这些激烈地改变了你人生的事件，驱动它们发生的动力，其实就根植于你的天性之中。

比如这部小说集、这些故事，它们以灵感的形式出现，把那些我几乎已经忘记了的一切，变成了记忆，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要写小说呢？因为人们总说电影导演是愚蠢的，因为他们不懂写作。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因为电影导演可能非常擅长沟通与合作，乐于在空间里工作，但电影导演未必是聪明和智慧的；于是我就写了两本书来证明他们是错的。

您会继续写小说吗？

库斯图里卡：你是说我现在还是很愚蠢吗？（大笑）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还在写作，只是需要时间。我正在写一本书，是写我从哲学的角度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我发现对技术的滥用会把人变成羊。

对，您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过这个观点。

库斯图里卡：我正在做一些观察，是关于技术如何与文明世界对立的。比如说，你出生在农村，后来来到城市，那么怎么避免你的亲戚不打招呼就闯进你的卧室就成了一个难题。又比如，你买了一台电视，而电视上有一个小型相机在监视你，但你并没有注意到，你在睡觉或者在床上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可能在别人的监控之下。我要说的其实也和采访有关，不是指你这个采访，而是在欧洲的很多采访会对人进行监听和记录。这跟斯诺登和阿桑奇事件是一个性质。我们生活在悖论和荒谬之中，因为那些西欧的政客、好莱坞明星嘴里就没有实话，他们永远在说谎，他们说的这些谎言却会被作为真相记录和存档。而我们的后辈将会根据这些记录，来发现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相。只有真相会留存下去。有哲学家说过，真理比生命更加长久。因此，我同时在做许多事情，包括写这本小书。我还希望在死之前能完成另外两本书。

您提到了技术和好莱坞正在侵入我们的生活，那么您认为艺术会起到什么作用吗？

库斯图里卡：艺术是不存在的。因为人们把一切都压迫和挤压进意识形态。在好莱坞人们有一致的意识形态，他们崇拜山达基教（Scientology），他们狂热地崇拜各种保护富人的教派，从而把富人的生活与普通人分割开来。他们以一种我称之为“动物般的仇恨”来把人分门别类。

但您也曾说过，艺术是人类生存最理想的方式？

库斯图里卡：艺术是最重要的，因为艺术也与自由相关联。但不幸的是，今天在西方，自由问题与安全问题是一样的。人们想要安全，于是就失去了自由。自由就只跟钱有关。但是，如果只和钱有关，那么就没有必要替那些想要自由的人发问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有摇滚乐和歌唱自由的人。今天再有人歌唱自由，就显得滑稽。你能想象有人留着长发唱歌吗？他想要自由？！什么的自由？对谁而言的自由？——钱的自由，这是唯一的回答。如果有个人拿着炸弹过来，把他们的船炸掉，那么自由就没了。

二、记忆决定了我们是谁，而遗忘使我们能够活下去

您在采访中也常常谈到爱情，说：“我的电影里没有愤怒，但有爱，爱是艺术的古老秘方，永远不会过时。”那么，在您的小说中是怎么表达爱的？

库斯图里卡：你知道，这并不是我独创的。因为爱是《旧约》的一部分。关于爱，有两种理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人有了繁殖的愿望，因此才得以生存下来；而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认为我们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有寻找食物的本能。我并不知道从科学的角度看真相是什么，但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这两者应该是兼而有之的。我不知道你是否会在做饭之前做爱，或者在做爱之后吃饭，这并不重要。我认为爱是生命的配方，因为它是生活通向未来的基础，并不仅仅是一种化学反应。当我们坠入爱河时，我们就会达到这样一种精神高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爱上别人时，这一刻可能成为生命中最美妙的时刻。同时，当你陷入爱情时，你也是自由的、轻盈的，因为你摆脱了那种将你一直拖拽进残酷日常生活的重负。所以，可以说，我写的所有故事都是爱情故事。甚至很多次我都试着把《旧约》中的故事重新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