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故事（第3/7页）

“老疯子嘛。”道格拉斯说。

“这种形象在某些地方仍然根深蒂固，”朱莉说，“今天早上，会议中心主任过来找主席，问她是否需要那些夜不归宿的人员的名单。你能想象得到吗？他们竟然认为我们对这些事感兴趣。”

“不感兴趣吗？”我说。

“我是说，明面上不会。再说了，他们是怎么得到这些信息的？”

“卧底，”道格拉斯说，“A.G.P.M——业余公德守护者组织。我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有点像防火监察员。”

朱莉没接他的话，只是闷闷不乐地说：“我想都是那些年轻人吧？”

“你在羡慕性革命，”道格拉斯摇摇头说，“不过我想那已经结束了。”“结束了是吧？”他看着我说。

“我想是的。”我说。

“这可真不公平，”朱莉说，“对我来说从来就没发生过什么性革命，真的。真希望自己生得小点，我是说晚点。为什么不坦诚一点呢？”她有时候会让自己坦诚到荒唐的地步。她这么说显然是故意的，给人的感觉有些卖弄风情——孩子气的风情，然而又不像是在开玩笑。这很重要，因为我有点替她捏把汗。我们已经开始喝第二瓶酒了，朱莉喝得比我和道格拉斯都多。

“好吧，”她说，“我知道这很可笑。我一生中曾经有过两次机会，结果都很可笑，我是说很奇怪。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命中注定的，不，不是上帝的意思。”

“噢，朱莉。”我说。

“有些事你并不全知道。”她说。

我觉得她真的醉了，我应该尽量让气氛轻松一些，便说：“怎么不知道？有一次你往海里扔蛋糕，遇到一个心理学专业的学生。”

道格拉斯笑了，我很高兴。

“真的吗？”他说，“你总是把蛋糕往海里扔吗？有那么难吃吗？”

“好吃得很，”她故意一本正经地开玩笑道，“既好吃又精致。圣安娜奶油蛋糕，庞然大物，里面有奶油、蛋奶沙司和奶油硬糖。不，不难吃。我之所以要把它扔到海里——我告诉过你，”她对我说，“是因为当时我有个不为人知的问题：饮食问题。那时我刚结婚不久，和丈夫住在温哥华，就在基斯兰奴海滩附近。我是那种先暴饮暴食然后再催泻的人。我经常做奶油泡芙，一个个吃光，有时候做乳脂软糖，吃掉一整锅，然后用芥末和水催吐，或者服用大剂量的泻盐把食物排掉。太可怕了。我非常内疚，但是无法自控，这一定和性有关。现在他们都这么说，对吗？”

“好吧，我做了这个可怕的蛋糕，假装是给莱斯利做的，但做完后我知道其实是给自己做的，最终我会一个人把它吃掉。于是我把它丢进垃圾箱，但我知道自己可能还会拣出来吃掉。太恶心了是吧？所以我把整块蛋糕装进一个牛皮纸袋，一路走到海边岩石那儿，把它扔进了海里。这一幕被这个男孩看到了，他看了我一眼，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如果你看到一个女人往海里扔牛皮纸袋，你第一时间会怎么想？我只得告诉他袋子里是一个蛋糕，我把配料弄错了，很惭愧蛋糕做砸了。可是在接下来的十五分钟里，我跟他说实话了，我从来没想过告诉任何人的。他说他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但是辍学了，因为学校里那些人都是行为主义者。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行为主义者是什么意思。”

“就这样，”朱莉无奈地感叹道，“就这样他成了我的男朋友。我们在一起前后大概有六周。他想让我读荣格的书。他的头发浓密、卷曲，颜色像老鼠皮。我们躺在岩石后面搂着脖子疯狂地亲吻。当时是二月还是三月，天气还很冷。他一周只能和我见一次面，而且总是在同一天。我们没有发展到太亲密的程度。结果——好吧，结果我发现他来自一家精神病院，真的。我们见面的日子就是他每周出来的那一天。我不知道是先发现了这个，还是先发现了他脖子上的伤疤。我说了他有络腮胡子吗？这在当时可不常见。莱斯利讨厌络腮胡子，他自己现在也留了。他试过割喉自杀。我说的不是莱斯利。”

“噢，朱莉。”我说，尽管之前也听她说过这件事，但对我来说，听到有人自杀，感觉就像内脏要挤出伤口一样，你得把它塞回去，然后赶紧贴上纱布垫。

“情况也没有那么糟。他当时正在恢复，我确信后来他好了。他只是个偏激的孩子，经历过一次危机，但是我吓坏了。我很害怕，因为觉得自己也快疯了。暴饮暴食、催吐，这些事已经够糟的了。这时，他向我坦白说自己只有十七岁，一开始他谎报了年龄。这一点戳中了我的痛处，想到和一个比自己小三岁的男孩子乱来，我感到羞愧难当。我跟他说了一大堆谎话，说我理解他，没关系，下周我还会来和他见面；然后回到家，跟莱斯利说我没法继续住在地下室公寓了，我们得搬家。我哭了。不到一周，我就在北岸找了个地方，和丈夫安顿下来。我永远都不会去基斯兰奴海滩了。孩子们小的时候，如果要带他们去海边，我会坚持去西班牙海岸或安布尔赛德。我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