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第2/3页）

节目之后，在演播室附近的一家酒吧里，我一杯杯喝着马提尼——一向从没这么早过；他递给我一捆私下印制的贴纸，读起来就是：约塞连活着。他向我透露说，他一直把这些贴纸偷偷裱糊在NBC大楼的走廊墙壁上和休息室里。

然后就到了9月份，平装本也出了，随之终于看到了这本书开始流行，而这似乎令出版商吃了一惊，尽管他们精心设计了宣传和发行策略。好像一度出版社的人也无法让自己完全相信这些销售数字了，而且他们总跟不上数字的增长。

平装本出版的印数以数十万计。具体讲，最初发行三十万本之后，他们又回头在9月和年底之间重印了五次，其中10月和12月各重印两次。到1963年底，这本书已经印刷了十一次。在英国，由于富有进取心的年轻编辑汤姆·马希勒的大力协助，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情况。当时那里畅销书排行榜还很新、很不成熟，但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很快就出现在这些排行榜的最前头。

就我而言，《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历史始于1953年，那年我着手写作本书。1953年，我在当时还是学院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了两年英语写作之后，受雇于纽约一家小广告公司，做广告文字撰写人。最初，我急切地想得到赞许意见，把开篇第一章寄给了几位著作代理人，他们是我在《时尚先生》和《大西洋月刊》上发表几篇短篇小说后联系上的。这几位代理人没觉得怎样，但是那儿的一位年轻助理坎迪德·多纳迪奥却很欣赏，于是她征得许可，把那一章送交几份定期发表“创作中小说”片断的出版物。

1955年，那一章刊登在平装版季刊《新世界写作（7）》（这本刊物还收了以笔名发表的另一部创作中小说的摘录——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几位知名出版社的编辑来信表示赞赏和有兴趣，于是我受到了鼓励，继续这件工作，为此耗费的时间，现在回过头来看，要比当初预想的长上很多年。

1957年，完成大约两百七十页打字稿的时候，我受雇于《时代》杂志，白天撰写广告销售介绍，暗中则把一些想法偷偷记在纸上，用作晚上回家的小说写作。而坎迪德·多纳迪奥正凭借自己的努力逐渐成为一位杰出的代理人，她手上的那份美国作家委托人名单特别抢眼。我们商定，不妨把这份不完整的手稿递交给若干出版社，主要是就这本我们都如此关心的小说的出版潜力征得一点实际的看法。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一位她认识的年轻新编辑引起了她的注意，她认为这位编辑会比大多数人更愿意接受新事物，他的名字是罗伯特·戈特利布。她是对的。

戈特利布忙着阅读那些打字稿的时候，我便利用慷慨的《时代》杂志给的四个星期夏日休假，开始重写。戈特利布和我见面共进午餐，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我的性情，好弄清楚我作为作者，是否能合作愉快。听他婉转地提到某些总体建议（这些建议他认为终究还是必须提出来），我随即递给他新写的文稿，并自负地回答说，这些问题我相信已经差不多都考虑到了。

他的顾虑让我感到意外。我也许会反感跟这么年轻的人合作——我想他当时二十六岁，而我已经三十四岁了。更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后来听他说起，他和他在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最亲密的同事尼娜·伯恩最初都被我表现出的一种怀疑态度吓住了，而我并不知道自己居然会有这种态度。从那以后我就没有怀疑过他，而且我特别不相信，戈特利布——他接着将担任诺普夫出版社的总编，然后是《纽约客》杂志的编辑——究竟还会害怕谁。

我至今仍极为愉快地记得，他并不找我要小说梗概，甚至从不探求他已经看到三分之一的小说将向哪里发展。我收到的合同要求，出版社支付一千五百美元预付稿酬，合同签订时支付一半——其实我并不需要这笔钱，余下部分在作品完成并交付出版时支付。

也许我是他的第一位小说作者，但不是他的第一位出版作品的作者；我还需要三年时间完成作品，其间还有别的作者带着已完成的手稿来找他。也许我还是坎迪德最早的委托人。他们都像我一样为《第二十二条军规》最终的成功欢欣鼓舞，这以后我们三人只要回忆起这段经历，一直都非常陶醉。

1962年2月28日，记者理查德·斯塔恩斯在他的报纸《纽约世界电讯报》上发表专栏文章，给予高度赞扬。文章开头是这样说的：

“我认为，约塞连将活得非常长久。”

他的颂扬完全是意想不到的，因为斯塔恩斯先生是那种风格强硬的新闻记者，他惯常的活动领域在于本地政治，而大家普遍认为《纽约世界电讯报》总体上是保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