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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安息日和节日，妈妈会提前几天早早买上一条鲤鱼。鱼整天不屈不挠地在浴盆里游来游去，从这边到那边，不知疲倦地寻找某种从浴盆通向大海的水下通道。我喂它面包屑。爸爸告诉我说，在秘密语言里，鱼叫作努恩注。我很快便和这努尼成了朋友，它远远地就可分辨出我的脚步，急急忙忙到浴盆边迎接我，从水中探出嘴巴，令我想到最好别想的东西。

有那么一两次，我摸黑前去查看我的朋友是否整个夜晚都在冷水里睡觉，我觉得这点有些奇怪，甚至有些违背自然法则；或者是否熄灯后，我们努尼的工作日就结束了，它于是蠕动着身子出来，慢慢地爬进洗衣筐里，蜷缩起来，在毛衣和内裤的拥抱中睡着，直至第二天早晨，它又悄悄溜回浴盆，继续它在海军里的服役生涯。

一次，我被一个人留在家里，我决定用岛屿、海峡、海岬和沙丘来丰富这条可怜鲤鱼的无聊生活。我把各种厨具放进浴盆。我像阿哈勃船长耐心而执着，花很长时间用长柄勺捕捉我的莫比·迪克注，可是它一次又一次地溜开，逃进潜水艇的洞穴里——是我把这些给它安置在海底的。有一次我突然摸到它冰冷扎手的鱼鳞，这一令人脊梁骨冒凉气的新发现使我又恐惧又厌恶，浑身发抖。直到那天早晨，所有生灵，无论小鸡，小孩还是小猫，一直都是柔软的、温暖的，只有死去的东西才是冰凉坚硬的。现在出现了鲤鱼悖论，它冰凉坚硬但却活着，我的手指间感受到了潮湿，滑溜，油腻腻的，多鳞，还有鱼鳃，强烈地扭动挣扎，僵硬，冰冷，突如其来的恐慌向我袭来，我急急忙忙松开手，抖动手指，接着洗手，搓肥皂，接连使劲洗了三遍。我不再捉努尼了，而是长时间通过圆圆的、一眨不眨的鱼眼，没有眼睑，没有睫毛，一动不动，努力看世界。

爸爸，妈妈，还有应得的惩罚就这样找上了我，因为他们到家后，悄悄走进浴室，我没有听见，他们见我像一尊佛像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马桶盖上，嘴巴微微张开，面无表情，呆滞的双眼一眨不眨地，像一对玻璃球，再看到那个疯孩子沉到浴盆底下的厨房用具，像一群小岛，或像珍珠港水下防御工事。“殿下，”爸爸伤心地说，“将又一次被迫为他的行为后果负责。抱歉。”

星期五夜里，爷爷和奶奶来了，妈妈的朋友莉兰卡和她胖乎乎的丈夫巴—萨姆哈也来了，巴—萨姆哈的脸上有一撮弯弯的胡子，像钢丝，他的耳朵型号和别人的不一样，像阿尔萨斯人，一只耳朵竖起，另一只耳朵忽闪着。

喝过鸡汤后，妈妈突然把努尼的尸体放到了桌上，有头有尾，但是侧身却挨了七刀，像炮架车上的国王遗体被运往万神殿那么辉煌。庄严的遗体在馥郁芬芳的奶油沙司里安眠，沙司上撒有一层亮晶晶的米粒，遗体四周点缀着煮烂的李子干和一些胡萝卜片，并撒有一层装饰性的小绿片。但是努尼很警觉，它在控诉，圆鼓鼓的眼睛不畏强暴地盯着所有的刽子手，以无言的痛苦做无声的谴责。

当我的目光与它可怕的大眼睛相遇时，那撕裂的目光在哭诉纳粹、叛徒和刽子手，我开始无声地哭了起来，头垂在了胸前，努力不让他们看见。但是莉兰卡，我妈妈最推心置腹的朋友，一个有着瓷娃娃般身体的、幼儿园老师中的核心人物，吃了一惊，连忙安慰我。她先是摸了摸我的额头，宣布说，没有，他没有发烧。接着她抚摸着我的胳膊说，可是是的，他有点发抖。接着她朝我弯下身子，直至她的呼吸与我的融合到了一起，说：好像是心理原因，不是生理原因。说着，她转身带着某种自以为是的快感，冲着我的父母发表结论，声明她很久以前就已经告诉他们，这个孩子，像所有脆弱、复杂、敏感的未来艺术家，显然很早就进入了青春期，最好的方法就是顺其自然。

爸爸稍加考虑，掂量一番，做出判断：

“是啊。可是你首先得吃鱼，请吧。像大家那样。”

“不吃。”

“不吃？为什么不吃？怎么回事儿？殿下在想着解雇他的厨师班子吗？”

“我不能。”

在这方面，巴—萨姆哈先生流露出过多的善意，有意调停，开始带着抚慰尖声尖气地说起了甜言蜜语：

“那么，你为什么不吃一点点呢？就象征性地吃一口，不吃？为了你的父母和安息日？”

但是他的夫人莉兰卡，一个真诚而情感丰富的人，代表我打断：

“没必要折腾孩子！他有心理障碍。”

莉·巴—萨姆哈，也叫莉兰卡，以前叫莉莉亚·卡利什注，在我大部分童年岁月里，是我们耶路撒冷小房子的常客。她身材矮小，溜肩，忧伤，苍白，脆弱。她当了多年小学校长，甚至写了两本论及儿童心理问题的书。从后面看，她像个二十岁的苗条女孩。她和我妈妈一连几个小时在那里窃窃私语，或坐在厨房的柳条凳子上，或坐在她们搬到花园里的板凳上聊天，或探讨某本打开的书，或艺术画册，头靠着头，手拉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