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波兰的流亡者（第9/11页）

两三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依然作为庄严而悲哀的民族传统的象征活在人们中间；他们像飘着长须、满头白发的犹太长老伏在耶路撒冷城墙边哭泣，不能成为引导民族前进的领袖，只是指着坟墓向我们呼号的僧侣：“站住，赶路的，瞧，英雄的墓地在这儿呢……”

在他们中间，优秀者中最优秀的一个45在衰弱的身体中还保留着年轻的心。蓝色的眼睛中还流露出纯洁得像孩子的、充满青春活力的慈祥目光，但是他的一只脚已跨进坟墓，即将离开我们，他的对立面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也不久于人世了。

这真的已到了“波兰的末日”46吗？

……在我们把令人感动和同情的沃尔采尔完全留在凄凉的海格特墓园以前，我还想讲几件关于他的小事，正如人们送葬回来，一边克制着悲痛，一边难免要谈到死者的一些往事。

沃尔采尔对生活琐事一向心不在焉，总是把眼镜、眼镜套、手帕、鼻烟匣等等忘在哪儿，然而，如果他的旁边有一块手帕不是他自己的，他也会把它揣进口袋，因此有时他的口袋里会出现三只手套，有时又只有一只。

在他迁居猎人街以前，他住在伯顿新月街43号，那是一排半圆形小屋子的旁边，离新马路不远。按照英国风气，新月街的房屋都是同一格式。沃尔采尔住的房子从一端算起是第五栋，他知道自己心不在焉，因为每次回家总得数门。有一次他从另一端回家，数到第五栋便敲门了，门一开，他便朝自己屋里走。屋里出来一个姑娘，大概是主人的女儿。沃尔采尔径直走到没生火的壁炉旁边，坐下休息，背后有个人咳嗽了两次，他发现那儿的安乐椅上坐着一个与他素不相识的人。

“对不起，”沃尔采尔说，“您大概在等我吧？”

“请别见怪，”那个英国人说道，“在我回答以前，先得问一下，阁下是谁？”

“我是沃尔采尔。”

“我不认识您，请问，您有何贵干？”

这时沃尔采尔才蓦地想起，他可能走错屋子了，向周围打量了一下，发现家具等等都是陌生的。他向英国人说明了自己的困境，道了歉，回到了从另一端算起的第五栋房子里。幸好这个英国人很有礼貌，没有计较，但这在伦敦不是经常可以遇到的。

过了三个来月，这事又发生了一次。这次他敲门后，开门的女用人看到这位体面的老先生，马上把他领进了起居室，英国人正在那儿跟妻子一起吃饭，见到沃尔采尔，立刻兴高采烈地伸出了手，说道：

“您走错了，您住在43号。”

尽管这么粗心大意，沃尔采尔一生却保持着非常好的记忆力。我常常把他当作词典或百科全书，向他查询一些事。他什么书都读，对什么都感兴趣：机械学和天文学，自然科学和历史。他毫无天主教徒的偏见，但由于波兰人在智力上的特殊气质，他相信精神世界，那个朦胧的、不必要的、不可能的、与物质世界隔绝的天地。然而这不是摩西、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宗教，这是卢梭、乔治·桑、皮埃尔·勒鲁、马志尼等等的宗教。不过沃尔采尔比他们每一个都更没有权利信仰这宗教。

当他的气喘病不太严重，心情不太忧郁的时候，他在人们中间是非常可爱的。他很会讲话，谈到波兰贵族古老的生活习惯时，他的故事尤其引人入胜。塔杜施先生47的世界，墨德利奥48的世界，马上在我们眼前出现了，对它的灭亡你不会感到惋惜，相反，只会高兴，但是你不能不对它那色彩斑斓、粗犷豪放的诗意感到神往，这完全不是我们那些地主老爷的生活方式。实质上，我们与西方的贵族截然不同，我们那些大人物的故事讲的无非是粗野的阔绰举止，整个城市的纵酒豪饮，奴仆成群，对农民和穷苦邻居的任意欺压，以及对皇帝和皇亲国戚的奴颜婢膝、百般奉承等等。舍列梅捷夫家族和戈利岑家族49，尽管他们拥有公馆和庄园，他们与自己的农民实质上并无不同，只是他们穿着德国人的长袍，读着法国人的书报，享受着沙皇的恩宠和财富而已。这些人只是在一再证明保罗一世的那句话：他的身边只是一些高等仆人——那便是他在讲话时所面对的那些人……这一切都没什么，但必须知道这一点。我所见到的俄国贵族和大臣的最后一个代表便是那位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难道还有比他更可怜，更缺少贵族气质的吗？难道还有比那个伊斯梅洛夫50更讨厌的人吗？

波兰地主的作风是丑恶的，粗野的，今天的人几乎很难理解，但这是另一种气质，另一种性格的人，他们没有一点奴才气。

“您知道通往罗亚耳宫的街道，为什么叫拉济韦尔街吗？”有一次沃尔采尔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