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第21/40页）

回到旅馆以后，我仿佛病了，心烦意乱，没脱衣服便倒在床上，有些像精神错乱或者快死了。我相信还是不相信呢？我不知道，但我不能说我完全不相信萨佐诺夫的话。

我反复自言自语道：“好得很，我的诗意生活就这么给断送了——断送在欺骗中，半路上断送在欧洲人的流言蜚语中了……哈哈哈！……这是他们可怜我，爱惜我，是他们的恻隐之心，好让我有个喘息的机会，就像鞭打士兵时，发现他脉搏微弱，便赶紧把他送进医院，认真医治，以便等他痊愈后继续执行另一半的鞭打。”我受了欺负，感到委屈和羞耻。

在这样的心情中，我连夜写了一封信，这信一定带有疯狂、绝望和猜疑的痕迹。现在我为我在背后对她所作的侮辱，为我写的这封恶劣的信，感到后悔，深深的后悔。

纳塔利娅的回信是非常悲伤的。

她说：“我还是死了的好，你的信心动摇了，现在每句话只能使你想起过去的一切。这叫我怎么办，怎么向你证明呀？我除了哭还能怎样！”

黑尔韦格说了谎。

后来她的信都是温顺而悲痛的，她可怜我，想医治我的创伤，可是她自己忍受着多大的委屈啊……

为什么有人要向我复述这个诽谤呢？为什么我在罪恶的狂热中写了那封信，却没有人来阻止我发出这信呢？

六 海洋之夜71（18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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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至8日的夜里一点多钟，我坐在都灵的卡里尼亚诺宫的台阶上，广场上空空荡荡，离我不远有一个乞丐在打瞌睡，一个哨兵慢慢地踱来踱去，一边哼着什么歌剧里的一支曲子，枪不时铿锵作响……夜是炎热的，空气暖和，充满着西洛可风73的气息。

我的心情非常好，这已经很久没有了——我又感到我还年轻，浑身是劲，我有朋友，也有信仰，我充满着爱，就像十三年前一样。我的心跳动着，这是最近这段时间我已丧失了的感觉。1838年3月的那一天，我裹着大衣，站在波瓦尔大街的路灯柱子旁边等待凯切尔时，我的心跳个不住，今天它还是这么跳跃着。

现在我也在等待一次约会，要会面的也还是那个女人，我等待着，也许还怀着更热烈的爱情，虽然这爱中已掺杂了忧伤的、阴郁的调子，但在这个夜里，我听不到它的声音。我路过日内瓦时袭击过我的悲哀和绝望，经历了疯狂的危机以后，现在变得好一些了。纳塔利娅那些亲切的信充满着哀怨、眼泪、痛苦和爱，使我恢复了健康。她写信说，她要从尼斯到都灵来接我，打算在都灵住几天。她是对的，我们必须再一次互相认识，互相洗净伤口的血迹，拭干眼泪，最后明确地知道，我们是不是还有共同的幸福——为了这一切必须单独在一起，甚至离开孩子们，而且得在另一个地点，不是在那个环境中，因为那里的家具、墙壁都可能不合时宜地勾起我们的回忆，在我们耳边提起已快忘记的话……

驿车应该在一两点钟从滕达山口方向驶来，我在阴森的卡里尼亚诺宫门口便是等它，车子到了离此不远的地方一拐弯便可看到了。

这天上午我才从巴黎经过塞尼山到达这里；我在费德尔旅馆借了一套宽敞高大、陈设相当漂亮的房间，包括起居室和卧室。我喜欢这种节日的华丽外表，它很合适。我预定了简单的晚餐，便出外闲逛，等待天黑了。

马车驶近驿站时，纳塔利娅认出了我。

“你在这里！”她说，从窗口向我点头。我拉开车门，她扑到了我的脖子上，情绪这么兴奋、愉快，流露了对我的爱和感激，我的头脑中突然闪过了她信中的一些话：“我这次回来，像轮船经历了暴风雨、触礁和灾祸以后，回到自己亲切的海港中——船虽然百孔千疮，但得救了。”

一个眼神，两三句话便完全够了……一切都明白了，解释清楚了；我拿起她不大的旅行袋，用手杖把它挂在背上，一只手挽了她，我们便沿着冷清的街道愉快地走回旅馆。那儿除了门房，全都睡了。桌上铺好了台布，放着两支还没点火的蜡烛，还有面包、水果和一瓶酒。我不想叫醒谁，我们点亮蜡烛，坐在空桌旁边，彼此瞧着，蓦地想起了弗拉基米尔的生活。

她穿的是白薄纱连衫裙或短衫，这是在路上穿的，因为天气非常热——我流放回来与她第一次见面时，她也穿一身白衣衫，她的结婚礼服也是白色的。甚至她的脸也流露出提心吊胆、忧虑、沉思和痛苦的明显痕迹，使我想起她那时的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