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第19/40页）

“到热那亚要用多少钱？”

“六百法郎。”

“我会给你们的。”

“我们还欠了这儿店铺一点钱。”

“大约多少？”

“五百法郎。”

“您不用担心；好啦，一路平安！”

这样的口气叫她受不了。自尊心几乎是她最重要的感情。

“为什么您这么跟我讲话？”她说，“您没有权利恨我，也没有权利瞧不起我。”

“那么除了您，我是有这权利的？”

“不，”她说，又掉眼泪了，“不，我只是想说，我曾经像姐妹一样真心爱过您；我不希望离开的时候不跟您握握手，我尊敬您，也许您是对的——但您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如果您知道，我吃了多少苦……”

“谁叫您甘心一辈子当奴隶呢？”我对她说，伸出了手；这个时刻我是不可能有同情心的。“您活该得到这样的命运。”

她一扭身走了，用手掩住了脸。

第二天早上十点钟，一辆长途马车装满了各种箱笼物品，载着诗人和他的老婆孩子前往热那亚了。我站在打开的窗口，可是他一下子溜进了车厢，我连他的影子也没看见。她跟厨子和使女握手告别后也上了马车，坐在他旁边。资产阶级的出门，我看恐怕没有比这次更丢脸的了。

纳塔利娅情绪很不好，我们两人一起坐车到城外散心，但并不愉快；创口还没愈合，仍在流血。回到家中，我们遇到的第一个人是黑尔韦格的儿子戈拉斯，孩子九岁，很淘气，还会偷东西。

“你从哪里来的？”

“从芒通来。”

“出了什么事？”

“这是妈妈给您的条子。”

她写道（好像我们中间什么也没有发生）：“亲爱的先生，我们得在芒通停两天，旅馆的房间太小，戈拉斯妨碍格奥尔格，请您允许他在您那儿待几天。”

这么不知趣实在叫我吃惊。同时埃玛还写信给卡·福格特，要他去商量事情——这样，她把局外人拉了进来。我请福格特把戈拉斯带走，告诉他们这儿没有地方住。

埃玛又通过福格特捎话给我道：“我们的房间还有整整三个月的租期，我可以支配它们。”

这完全不错，但房租是我付的。

确实，这出悲剧跟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样，除了惊心动魄的声音，除了随着生命的消失、最后一点火星的熄灭和思想的终止而来的呻吟以外，还有市场上的争吵声、粗俗的笑声和小贩的诈骗活动。

埃玛有个使女叫让妮特，是法国普罗旺斯省人，生得漂亮，也很正派，她还得在这儿留两天，以便带了他们的物品搭轮船去热那亚。第二天早上，让妮特轻轻推开门问我，她是不是可以进来跟我单独谈谈。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我想她大概是要些钱，我准备给她。

这个善良的普罗旺斯女人把脸涨得通红，噙着眼泪，把埃玛在一些店铺里欠下的各种账单递给了我，又说道：

“太太还吩咐我办一件事，可我觉得不先问您一声，无论如何不能这么做。事情是这样的，太太要我在店里采购各种物品，然后把它们统统加在这些账单上。我不跟您说一声，不敢这么做。”

“您这么办很对。她要您买什么呢？”

“这是单子。”

单子上开列着几匹麻布，几打手帕和大批小孩的内衣。

据说，恺撒可以同时读文件、写字和口授命令，这个女人一定也有同样充沛的精力：当家庭濒临毁灭，萨图恩69的镰刀的冰冷刀锋已快接触到人们的时候，她还能考虑怎样不费分文弄到麻布和孩子的袜子。德国人真是了不起的民族！

五

我们又单独在一起了，但这已与以前不同——一切带上了暴风雨的痕迹。信任与怀疑，厌倦与焦躁，烦恼与愤怒折磨着心灵。特别令人痛苦的是生活的线断了，那种神圣的无牵无挂的心情消失了，生活不再显得轻松愉快，世上似乎已没有不可动摇的事物。既然发生了那一切，那么什么也不是不可能的了。回忆使我对未来不寒而栗。好几个晚上我们孤零零地走进餐室，可是什么也没吃，也没讲一句话，然后一边拭泪，一边离开餐桌，眼看着好心的罗卡板着脸，一边摇头，一边收拾菜盘。空闲的日子，失眠的夜……愁闷，烦恼。我变得什么酒都喝：威士忌，白兰地，老培勒；夜里我一个人喝，白天我与恩格尔松70一起喝，而这都是在尼斯那样的气候中。俄国人的借酒浇愁，确实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坏。酒后的酣睡，总比烦恼的失眠好，翌日早上酒醒后的头痛也比空着肚子愁眉不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