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第17/40页）

他便上维斯康第的书店去买书了。我与他从此没再见面！

到六点多钟，大家准备用餐时，他没来。他的妻子走进屋子，眼睛哭得红红的。她说她的丈夫病了；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作声。我觉得我恨不得把手中的小刀扎进她的胸口。

他关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这是装模作样，自绝于人，我对他没有责任。最后，外人走了，孩子们也睡了，我们又剩了两人。纳塔利娅坐在窗口抽泣，我在屋里踱来踱去；我觉得头脑发涨，喘不出气。

“他要走了！”她终于说。

“照我看这完全没有必要——该走的是我……”

“我的天……”

“我走……”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你不怕后悔吗？听我说，救救我们大家。只有你能做到这一点。他完了，精神彻底垮了——你自己明白，你对他意味着什么；他那失去理性的爱，失去理性的友谊，还有他意识到的他对你造成的痛苦……以至更坏的……因此他希望走，从我们面前消失……但完全没有必要使事情变得更复杂，否则他离自杀就不远了。”

“你相信吗？”

“我相信。”

“他自己这么说的？”

“是的，还有埃玛。他把枪都擦过了。”

我哈哈大笑，问道：

“是在巴登用的那支枪？他应该擦一下了，它大概已掉在污泥中弄脏了。不过你告诉埃玛，我可以担保他决不会死，我愿意接受他的人寿保险，多少数目都行。”

“当心，不要为你的取笑后悔。”纳塔利娅说，愁容满面地摇摇头。

“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去劝他别走。”

“这一切还能有什么结果？”

“结果嘛，”我说，“很难预料，更难避免。”

“我的天！我的天！孩子们，可怜的孩子们，他们怎么办？”

“应该早些想到他们！”我说。

这当然是我说过的最残忍的话。我太气愤了，不能合乎情理地明白这句话的意义；我觉得胸口和头脑似乎在抽搐，也许我不仅能说出残忍的话，还能干出流血的行为呢。

她窘得无地自容。沉默降临了。

过了半小时67，我决心把苦杯喝干，向她提出了几个问题，她作了回答。我觉得再也忍耐不住；报复、嫉妒、被侮辱的自尊心，形成了一股疯狂的怒火，把我吞没了。审问和绞架变得不再可怕——我的生命在我眼里已分文不值，这是干出骇人听闻的疯狂行为的主要条件之一。我一言不发，站在客厅的大桌子前面，两手合抱在胸口……我的脸大概完全变形了。

沉默继续着——我蓦地抬头一看，吓了一跳：她的脸变得死一般苍白——白中带青，嘴唇没一点血色，嘴半张着，不断翕动；她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用暗淡的、迷惘的眼光望着我。这苦难重重的表情，这无声的悲痛，一下子使我那无法控制的感情镇静了，我变得可怜她，眼泪淌下了我的面颊，我准备跪在她的脚下，请求宽恕……我坐在沙发上，她的旁边，握起她的手，把头靠在她肩上，开始用轻轻的、亲昵的声音安慰她。

我受到了良心的谴责——我觉得我成了宗教裁判所的法官，成了刽子手……这有必要吗？这是对一个朋友的帮助吗？这是同情吗？我的文明和人道精神到哪儿去了，居然可以一怒之下，为了嫉妒，这么折磨一个不幸的女人，变成了蓝胡子拉乌尔这样的角色！

过了几分钟，她才说了句什么，才能开口，然后她突然抽抽搭搭扑在我的脖子上；我让她在沙发上躺下，她已经精疲力竭；她能说的只是：“不要怕，我的朋友，这是有益的眼泪，感动的眼泪……不，不，我永远不与你分开！”

由于激动，由于痉挛性的啼泣，她合上了眼睛——她晕过去了。我把花露水洒在她的头上，擦她的太阳穴，她安静了，睁开了眼睛，握住我的手，进入了半睡眠状态；这样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一直跪在她旁边。她睁开眼睛时，遇到了我那悲戚而平静的目光——眼泪仍在我的脸颊上滚动，她朝我笑了笑……

这是转机。从这时起，强大的魔力减弱了——毒药的作用开始变小了。

“亚历山大，”她好转一些以后说道，“让事情了结吧，你要向我起誓（我需要这样，否则我没法生活），向我起誓，一定要在不流血的情况下结束一切，想想孩子吧……想想没有你和我，他们会变得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