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第16/40页）

黑尔韦格来了以后，两三个星期一直装出一副绝望到了极点的维特61的神气，而且那么明显，以致一个路过尼斯的俄国医生相信他马上要发疯了。他的妻子总是眼泪汪汪的——他对她的态度非常粗暴。她在纳塔利娅的房间里一哭就是几个钟头，两人都相信，他随时都会投海自尽，或者用手枪打死自己。纳塔利娅脸色苍白，神态惶惶不安，举止重又变得焦急烦躁，甚至在对孩子的态度上也表现了出来，这一切使我清楚地看到了她内心的紧张活动。

还没有说出一个字，但是从表面的平静中，一个不祥的怪物已在逐渐逼近，它像树林边上出现的两点亮光，一会儿消失，一会儿显现，这证明一只野兽正在走来。一切在迅速奔向结局。然而奥莉加的诞生推迟了它的到来。62

四 又是一年（1851年）

新年前夕，纳塔利娅给我看一幅水彩画，那是她向画家居约63定购的，画的是我家的平台，一部分房屋和院子，院子里孩子们在玩，塔塔的山羊躺在地上，纳塔利娅本人站在平台的远处。我以为这画是给我的，但纳塔利娅说，这是她想送给黑尔韦格的新年礼物。

我很不高兴。

“你喜欢它？”纳塔利娅问。

“我非常喜欢这幅水彩画，”我说，“如果黑尔韦格不介意，我要照样定购一幅。”

从我苍白的脸色和口气，纳塔利娅明白，这些话是挑战，也是内心强烈激动的证明。她瞧了我一眼，泪水涌上了眼睛。

“那么你就拿去吧！”她说。

“笑话，我不会这么做。”

我们没有再谈什么。

1851年的新年我们是在我母亲那儿度过的。我心里气呼呼的，坐在福格特旁边，一杯接一杯的替他和我自己斟酒，同时讲些尖酸刻薄的笑话。福格特哈哈大笑，黑尔韦格却闷闷不乐地望着我，皱起了眉头。他终于明白了。为新年祝酒后，他举起酒杯说道，但愿“未来的一年不致比过去的一年坏”，他全心全意希望这样，但没有把握，相反，他觉得“一切的一切都在崩溃，毁灭”。

我没有作声。

第二天早上我拿起我以前写的小说《谁之罪》，读了柳边尼卡的日记和最后几章。难道这是我的命运的预言，正如奥涅金的决斗是普希金的命运的预兆？……但内心的声音对我说：“你算得什么克鲁采费尔斯基，他又怎么比得上别利托夫64——他身上哪里有一点高尚真诚的影子，我又怎么会含着眼泪牺牲自己？”我相信纳塔利娅只是一时受了迷惑，因此我更加认为，我应该与他周旋到底，我不能让他把我从她心中赶走。

……事情正如我所预料的，纳塔利娅主动提出要和我谈谈。在水彩画事件，以及我母亲家的新年宴会以后，这再也不能拖延了。

谈话并不顺利。我们两人都不再像一年前那么站得高了。她有些为难，怕我出走，也怕他离开，想独自回俄国住一年，又迟疑不决。我看到了动摇，看到他的自私将会毁灭她——她没有力量反抗。我开始对他的沉默感到愤怒。

我复述了我的话：“我再一次把我的命运交在你的手中，再一次请你权衡一切，考虑一切。我还准备接受你的任何决定，准备等待一天，一个星期，只希望你的决定是最后的决定。”我说：“我觉得我的力量已到了最后限度；我还可以忍受一切，但我也感到，我已不能长期这么下去。”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她淌着眼泪说，“这叫我受不了。”这样的话她不是轻易说的。“应该走的是他。”

“纳塔利娅，不要急，不要急于作出最后的决定，因为这必须是最后的决定……多考虑考虑吧，随你考虑多久都可以，但必须给我一个确切的回答。我无法忍受这样反复不定……我给弄糊涂了，变得束手无策，快发疯了……你要怎么办都可以向我提出，但是得干脆一些……”

这时我母亲带着科利亚来了，邀我们去芒通65玩。我们出去坐车，发现少一个座位。我向黑尔韦格指指座位。他平时从不客气，这时却不肯坐下。我看了看他，便关上了车门，吩咐车夫：“走！”

只剩了我们两人站在住宅前面的海岸上。我心上压着一块石板，他也没开口，脸色白得像纸，避免接触我的目光。为什么我不对他直说，也不从岩石上把他推进海里？我心神不定，无法做到这一点。他向我谈诗人的痛苦，说生活这么不合理，以致诗人到处给人带来不幸；自己痛苦，也使一切接近他的人痛苦……我问他读过乔治·桑的《荷拉斯》吗？66他说他不记得了，我劝他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