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第14/40页）

不断谈论失望，不断祈求别人理解，祈求温存体贴，说一切全赖于它，然后啼哭，抽泣——这些对一个女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何况这个女人刚失去了好不容易获得的宁静状态，正为我们周围那带有深刻悲剧意义的环境忍受着痛苦。

纳塔利娅对我说：“有一个角落跟你是无缘的，这对你的性格非常合适：你不了解那种渴望得到母亲、朋友、姐妹的体贴关怀的心情，黑尔韦格目前的痛苦便是这样。我了解他，因为我也有这种感觉……他是个大孩子，而你是成年人，一点小事就可以使他伤心，也可以使他快活。他会为一句冷酷的话难过得要死，我们应该体谅他……然而一点小小的关心、温暖和同情，就能使他感激不尽……”

真的？……但是不，他在跟她谈以前应该先对我说……我会严格保守秘密，不泄露一句话，可惜的是他没有找我谈……

一个人可以保守秘密，不把它告诉任何人，不过这是任何人。如果他要谈自己的爱情，那么他不可能对一个在心灵上与他如此接近的人保持沉默，何况这秘密与这个人有着切身利害关系——这么说，他还没有谈。我这时忘记了以前读过的那本小说《亚米尼乌》！

……1849年底，我从苏黎世到了巴黎，为我母亲那笔被俄国政府扣留的钱奔走。在离开日内瓦时我与黑尔韦格分别了。现在我顺路到伯尔尼探望他。

我发现他正把《来自彼岸》的一部分校样念给特里尔的西蒙58听。他一见我便扑了上来，好像我们已好几个月不见。我当天晚上就走，他一分钟也不肯离开我，一再重复那些热情洋溢、表示友好的话。为什么那时他没有勇气直截了当把心里的话向我公开呢？……那时我的心情很温和，一切都会合乎人情地解决。

他送我到驿站，告别之后，驿车驶出了大门，他还把身子靠在大门上，站在那儿擦眼泪……这几乎是我还真正爱这个人的最后一分钟了……我想了一夜才想起了一个字，它老是不离开我的头脑：“灾害，灾害！……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我的母亲不久离开了巴黎，我暂住在埃玛家，但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这种冷清对于我是必要的，我需要独自一人考虑怎么办。纳塔利娅寄来的信谈到了她对黑尔韦格的同情，这给了我借口，我决定写信给她。我的信是悲伤的，但很冷静；我安详地要求她仔细检查一下自己的心，坦率地对待自己和对待我；我提醒她，我们的过去和全部生活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没有什么事是不能谈的。

纳塔利娅回信道（这封信还保存着，其余的信在政变59时几乎全都销毁了）：“你九日的信收到了，我现在也坐着，总是在想：‘这是为什么？’我哭了又哭。也许一切全是我的错，也许我不配活在世上。但我觉得，我与以前晚上剩下一人后给你写信的时候并无不同。我在你面前，在全世界面前都问心无愧，我没有听到我的内心发出一声责备。我生活在对你的爱中，就像我生活在上帝的世界中一样，没有它，我就失去了生存的地方。把我抛出这个世界——我能到哪儿去呢？除非重新投胎。它像自然界一样与我不可分割，我从它而来，仍回到它那里。我一分钟也不能有其他感觉。这世界是广阔的，丰富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内心世界更丰富的，它也许太广阔了，使我的整个身心和要求也得到了无限的扩展；在这样丰富的状态中，有一些时刻（那是从我们一起生活以来便出现的）我觉得，在我的内心深处似乎有一种头发那么细的东西在搅乱我的心灵，但不久一切又归于平静了。”

在另一封信中，纳塔利娅又写道：“这不满足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它给撇在一边，它在寻找另一种同情，而在黑尔韦格的友谊中找到了它。”

我觉得这还不够，于是又给她写道：“不要回避对内心作深入坦率的考察，不要寻找托词，诡辩不能使你摆脱漩涡——它还是会把你卷走的。在你的信里有一种新的音调，它是我不熟悉的——不是忧郁的音调，是另一种……现在一切还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有勇气彻底解决它。想想吧，在我们把困惑我们心灵的秘密形诸语言以后，黑尔韦格必然成为我们的和声中一个错误的音符，否则便是我。我准备带着萨沙前往美国，然后看看情况究竟怎样……我会难受，但我要尽量忍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