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第12/40页）

战斗开始后，埃玛看到自己的格奥尔格吓得脸色煞白，流下恐惧的眼泪，准备丢下军刀，找个地方躲藏，立刻大力相助，终于完成了他的毁灭。她冒着枪林弹雨，站在他面前，呼吁同志们快救救诗人。官兵胜利了……埃玛掩护丈夫逃跑，冒着受伤、被杀或者被俘，即先被鞭打，然后被送往施潘道或拉斯塔特55关押二十年的危险，总算把他救出了虎口。

战败之初，他躲在附近一个村子里56，然后逃进一个农民的家，苦苦哀求，要他把他藏起来。农民没有马上答应，他怕官兵，最后把他带进院子，向四周看看，然后把未来的独裁者藏在一只空木桶中，上面盖了干草，这是冒了房屋被烧毁，自己挨鞭打和坐牢的危险的。官兵来了，农民没有出卖他，等埃玛来找他时，才让她把丈夫转移到大车上，她也换了装束，坐上驾车座，把他送出国境。

“这个救您的人叫什么名字？”我们问他。

“我忘记问他。”黑尔韦格安详地回答。

同志们对他非常生气，现在纷纷攻击不幸的诗人，他们愤愤不平也是因为他太富裕，住在“烫金精装本”式的房子里，过着贵族的舒适生活等等。可是他的妻子还毫不理解自己干的好事，过了四个月居然发表了一本替丈夫辩护的小册子，还大摆自己的功劳，忘记了单单这些事便足以使他大失人心了。

不久他受到的指责已不仅仅是临阵脱逃，还有挥霍公款和中饱私囊等等。我认为，他不至于侵吞公款，但我相信这些钱是乱七八糟挥霍掉的，其中一部分便满足了这对战地夫妇随心所欲的需要。安年科夫是见证人，他亲眼看见他们在谢韦店里大量购买香菇火鸡和鱼肉酥皮大馅饼，将军的旅行马车装满了各种名酒等等。钱是弗洛孔根据临时政府的命令付的；总数多少，说法千差万别：法国人说是三万法郎，黑尔韦格却要人相信，他拿到的连一半也没有，临时政府只是给了他乘火车的旅费。除了这些指责，回来的起义者还补充道，他们战败后没有一个钱，到达斯特拉斯堡时衣衫；褴褛，饥寒交迫，只得找黑尔韦格要求帮助，可是遭到了拒绝，埃玛甚至不让他们进屋见他——但那时他却住在豪华的旅馆里……“穿着黄色摩洛哥皮拖鞋”。为什么他们认为这是奢侈的标志，我不知道。但关于黄拖鞋的话，我听到过十来次。

这一切像一场黄粱美梦。3月初，这些未来的祖国解放者还在巴黎设宴庆贺，到五月中旬，他们已一败涂地，逃过了法国边境。黑尔韦格回到巴黎清醒了些，他发现以前那条通向荣誉的花园小道原来遍地荆棘……严峻的现实使他想到了他的界限，他明白，作为自己的妻子的诗人和临阵脱逃的独裁者，他的地位实在不妙……他必须改弦易辙，否则只能彻底完蛋。我觉得（这正是我极大的错误），他性格中卑鄙的一面会得到改造。我还认为，在这方面我可以助他一臂之力——我比任何人更具备这条件。

这也难怪，我不能不这么想，因为这个人天天讲（后来还在信上写）：“……我知道我性格中可怜的弱点——你的性格比我的开朗，坚强，请你支持我，做我的兄长，父亲……我没有亲人——我把我的好感全部给了你；爱和友谊可以使我彻底改变，但不要太严厉，应该和风细雨，循循善诱，请你不要缩回你的手……我也不会放开它，我要抓住你……只有一点我不仅不会比你差，也许甚至超过你，那就是无限热爱我的知心好友。”

他没有撒谎，但这对他是毫无约束力的。要知道，他参加巴登起义之初，也没有打算在战斗的时刻抛弃自己的同志，但是看到危险，他却逃之夭夭。

在没有任何冲突和斗争的时候，在不需要努力和牺牲的时候，一切可以安然无恙——整整几年、整个一生都平安无事，但一旦路上遇到一点风波，灾难、罪恶或耻辱便会接踵而至。

为什么我当时不明白这一点呢！

到了1848年底，黑尔韦格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我们家里——他在自己家里感到无聊。确实，埃玛搞得他心烦意乱。她从远征巴登回来后依然故我，毫无改变，内心也从未反省过发生的事；她仍像过去那样沉浸在爱情中，志得意满，喋喋不休，仿佛他们是凯旋归来——至少身上毫无伤痕。她担心的只是钱不够，而且没有指望马上弄到钱。她帮了倒忙的革命，既未能使德国获得解放，也没给诗人带来桂冠，只是造成了她的父亲老银行家的终于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