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六章（第7/10页）

这样我们到达了林荫道与和平大街连接的地方，文森步兵团的一个排封锁了街口，我们的纵队靠近时，他们突然像戏院的布景一样向左右散开，尚加尔涅41骑着一匹小马，带着一队龙骑兵来了。他没有提出任何警告，没有擂鼓，也没有发出其他正式信号，便冲进前面几排群众，把他们与队伍切断，并命令龙骑兵摆开阵势，迅速驱散人群。骑兵扬扬得意，在街上横冲直撞，举起军刀用刀背砍杀，稍遇反抗，便把刀口转了过来。我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一匹马已到了我眼前，马的鼻息直扑到我脸上，那个骑兵朝我大骂，举起刀背吓唬，要不是我躲得快，说不定会挨他的刀背。我避向右边，一下子卷进人群中，给挤到了城根街的栅栏上。我们的队伍中只剩了米勒-斯特鲁宾42一人在我身边，这时龙骑兵用马队迫使前面的人后退，他们无路可走，便向我们挤来。艾·阿拉戈跳进城根街，滑了一跤，脚脱了臼，我和斯特鲁宾跟着也跳到了那儿，我们怒气冲冲，彼此瞧了一眼，斯特鲁宾猛地旋转身子，大声喊道：“拿起武器！拿起武器！”一个穿工装的人抓住他的领子，把他拖到另一边，说道：

“怎么，你疯了不成？……瞧那儿。”

街上（那大概是昂坦大街）密密麻麻的刺刀正向这儿移动。

“快走，趁他们还没听到你的话，还没把路堵住。一切都完了！完了！”他又说，握紧了拳头，哼着歌，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飞也似的溜走了。

我们走到了协和广场。爱丽舍田园大街上根本没有郊区来的队伍；其实凯尔索西也知道没有，这是他虚张声势的手段，然而谁要是真的相信了他，说不定连命都会送掉。

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发动的无耻进攻，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当时要是确实作了准备，有人领导，那么爆发真正的战斗可以说易如反掌。然而“山岳派”听到无所不能的人民被骑兵可笑地驱散之后，不是挺身而出，却是躲进了云端。赖德律-洛兰找吉纳德43商量。吉纳德是国民自卫军的炮兵司令，他本人愿意参加示威，也愿意给人，还同意给大炮，但是说什么也不肯提供炮弹，仿佛他认为单凭大炮的精神作用就可以打败敌人；福雷斯蒂埃44对自己的军队也是这样。这对他们的帮助多大，我们从凡尔赛的审判45中就看到了。大家都想有所作为，但谁也不愿冒风险；最有远见的还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在新秩序刚露出希望时便未雨绸缪定制了官服，但示威一失败，便不再去取衣服，裁缝只得把它们挂在店堂里出售。

当资产阶级共和派临时拼凑的政府驻在国立工艺博物馆时，工人们却带着疑问的目光在街头徘徊，既得不到指示，也没听到号召。他们回到了家中，只得再一次相信，祖国的这些“山岳派”老人是成不了大事的；他们也许还咽下了眼泪，像那个穿工装的人一样在说：“一切都完了！完了！”或者在为“山岳派”搬演的这场闹剧暗暗觉得好笑。

但是赖德律-洛兰的优柔寡断，吉纳德的迂腐颟顸，这一切还只是失败的外部原因，而且也是必然的，正如刚强的性格和顺利的境况在需要它们的时候也必然会出现一样。内在的原因在于那个作为示威的动力的共和思想的贫乏。衰老的思想可以拄着拐杖苟延残喘，甚至还可以像基督一样，在死后向信徒显灵一两次，然而不能再控制生活，引导生活了。它们已无法左右一个人，或者只能左右那些庸碌无能的人了。要是“山岳派”在6月13日成功了，它怎么办呢？他们心里什么新东西也没有。至多把1793年那个伦勃朗或萨尔瓦多·罗萨46风格的灿烂而阴郁的时代，复制成苍白无力的画面，既没有雅各宾人，也没有战争，甚至也没有幼稚的断头台。

在6月13日和里昂起义47失败之后，大逮捕开始了，市长带着警察走进了我们在埃夫里市的家，要找卡·布林德48和阿·卢格；我们的一部分朋友被捕了。孔斯耶尔热里监狱已人满为患，一间不大的屋子要关六十来人，中央放着一只便桶，一昼夜抬出去清理一次——这一切都发生在文明的巴黎，而且在霍乱猖獗的时期。我不想再在这种安乐窝里待上两个月，吃霉豆子和臭牛肉，便向一个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人借了一张护照，上日内瓦去了。49

那时法国的交通还得靠拉菲特和卡拉特50；铁路上行驶的是长途马车，我记得，到了沙隆，马车便离开铁路，到了另一个地方又驶上铁路。与我一起坐在车厢里的有一个瘦瘦的男子，脸晒得黑黑的，留着剪短的胡子，外表很叫人讨厌，他老是怀疑似的瞧着我。他带的提包不大，还有一把用漆布包着的剑。显然，这是乔装改扮的警官。他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我一遍，然后缩在角落里，不讲一句话。到了第一个车站，他把乘务员叫来，说他忘了一张出色的地图，请他给他一张纸和一个信封。乘务员告诉他，离打铃只有三分钟了；警官匆匆跳下车，回来后更加怀疑地打量着我。四小时在沉默中过去，甚至他要吸烟时向我打招呼也不开口，我用同样的办法对待他，向他点点头，使个眼色，然后也掏出了雪茄。到了黄昏时刻他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