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章 对立面（第9/20页）

恢复原来意义上的“客厅”的最后一次尝试失败之后，它就随着它的女主人一起消失了。德尔芬·盖113用尽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卓越思想，才使彼此猜疑、彼此仇恨的客人勉强相安无事，保持体面的和平。这种一触即发的、紧张的休战状态，决不能带给人任何快乐，主人送走客人之后，只觉得精疲力尽，倒在沙发上，感谢上帝，这一晚总算太平无事，没有出什么乱子。

确实，今天在西方，特别在法国，文人的清谈，优美的风度，高雅的仪态，早已失去魅力。把可怕的马蜂窝用皇帝的龙袍覆盖之后，小市民将军们，小市民部长们，小市民银行家们便寻欢作乐，成百万地赚钱，成百万地花钱，等待石客114的清算了……他们需要的不是轻快的谈话，而是丰盛的酒肉，庸俗豪华的生活，在这里，正如在第一帝国时期115一样，黄金代替了艺术，卖淫妇代替了贵夫人，交易所代替了文学。

社会的瓦解不限于巴黎一地。乔治·桑在诺昂116是周围一切邻居活动的中心，凡是与她认识的，不论身份高低，都可以作她的座上客，大家不拘礼节，随随便便，非常融洽地度过一个晚上。那里有音乐，有朗诵，有戏剧即兴表演，最重要的是乔治·桑本人也参加这些活动。但是1852年后，气氛开始变了，好心的贝里人已经不是为了休息和谈天来串门，他们眼色凶恶，心中充满怒气，不管当面背后，彼此挖苦，有的炫耀自己的新官服，有的担心遭到告密陷害。那种轻松愉快、说说笑笑、无拘无束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经常忙于调停纷争、解释误会的乔治·桑，对这一切感到苦不堪言，非常讨厌，终于取消了诺昂的这种晚会，把接待的客人缩小到只限于两三位老朋友……

……据说，现在莫斯科（年轻的莫斯科）老了，它的活力没有保持到尼古拉去世之后，它的大学也退化了，而在农奴解放问题面前，它的地主性质又显得过于刺目，它的英吉利俱乐部也愈来愈缺少英国风味，索巴凯维奇在那里大叫大嚷，反对解放运动，诺兹德廖夫117则声嘶力竭，要保卫贵族“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可能！……但是40年代的莫斯科不是这样的，这个莫斯科曾积极参与拥护或反对男用平顶皮帽的活动；太太小姐们细心阅读非常枯燥的文章，静听漫无止境的辩论，还亲自发言，拥护康·阿克萨科夫，或者拥护格拉诺夫斯基；她们觉得可惜的只是阿克萨科夫太像斯拉夫人，而格拉诺夫斯基则太缺少爱国精神。

在一切文学和非文学性晚会上，论争一再展开。我们在这些晚会上见面，一星期大约两三次，星期一在恰达耶夫家，星期五在斯韦尔别耶夫118家，星期日在叶拉金娜119家。

除了参加辩论的人，除了持一定观点的人，还有些人是出于好奇心出席晚会的，其中甚至有妇女。他们坐到深夜两点，看这些斗牛士怎样厮杀，谁胜谁败。他们来听辩论，就像从前去看拳击，或者上罗戈日门外的竞技场一样。

在东正教和斯拉夫主义一边，众人瞩目的穆罗姆人·伊利亚120是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霍米亚科夫，正如他的手下败将莫罗什金121说的，他是“当代的雄辩家高尔吉亚”122。这人头脑发达，灵活，办法多，而且不择手段，记忆力强，思想敏捷，一辈子就是在热烈而不知疲倦地与人论争。这个精力充沛的勇士，不停地攻打和刺杀，进犯和追击，讽刺挖苦，引经据典，威胁恐吓，直至把对方逼进森林，不讨饶就休想脱身——总之，为信仰战斗的，只得放弃信仰，为理论战斗的，只得抛弃理论。

霍米亚科夫确实是危险的对手，一个老练的、喜欢争斗的辩证法家，对方的一点疏忽，一点退让，都会被他利用。这个才能非凡、学识渊博的人，像中世纪的骑士守卫圣母一样，连睡觉也不卸下武装。不论白天黑夜，他随时准备迎接错综复杂的辩论，为了使自己的斯拉夫观点旗开得胜，他不惜利用世上的一切：从拜占庭神学的决疑法，到中世纪法学家诡计多端的奥妙花招。他的反驳往往披上伪装，把人弄得眼花缭乱，无计可施。

霍米亚科夫非常清楚自己的力量，也经常运用这种力量。他是靠口若悬河征服对方，靠博古通今压倒对方，靠冷嘲热讽威胁对方，使他们终于对自己的观念和信仰产生动摇，发生怀疑：我自己的东西果真完美无缺吗？他善于把半路停顿的人捉住，放进雄辩的熔炉中折磨，吓唬弱者，弄得一知半解的先生们手足无措；在这一切进行中间，他脸上总是露出仿佛真诚的微笑。我说“仿佛”，因为他那张略带东方情调的面孔，总有一种叫人捉摸不透的东西，那种幼稚的东方式狡猾和深沉的俄国式心计的混合物。一般说来，他以诡辩取胜的时候多，以理服人的时候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