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三十章 对立面（第14/20页）

从我们这方面说，我们无法约束别林斯基。他从彼得堡给我们送来了严厉的通牒，把我们革出教门，断绝往来；他在《祖国纪事》上发表的文章更加凶险。最后，他庄严地指出了斯拉夫派的各种“花招”，一再责备我们：“瞧，你们活该！”我们都低下了头。别林斯基是正确的！

一个曾经受到爱戴的诗人147，由于体弱多病变成了虔信者，又由于亲属关系参加了斯拉夫派，他想伸出垂死的手攻击我们，不幸他还是选择了警察的皮鞭。在题为《我们的对立面》的一本诗集中，他把恰达耶夫称作东正教的叛教者，把格拉诺夫斯基称为腐蚀青年的冒牌教师，我则是穿着漂亮的仆役制服，匍匐在西方科学面前的奴才，我们三人都是祖国的叛徒。当然，他没有指名道姓——这是朗诵的人加上的，这些人带了这本告密的诗集，起劲地从一个客厅走到另一个客厅。康·阿克萨科夫出于义愤，也用诗回答了他，痛斥了这种恶意中伤，同时把那些假借基督名义、充当宪兵角色的形形色色的斯拉夫派分子，也称作“我们的对立面”。

这情况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大为恶化了。诗人的名字，一位朗诵者148的名字，跟他往来的朋友，为诗人摇旗呐喊的人们，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愤愤不平。

我们的争论几乎酿成大祸，使代表两边的两个最纯洁、最优秀的人物丧生：格拉诺夫斯基与彼·瓦·基列耶夫斯基相持不下，立即形成了决斗的局面，多亏朋友们从中调停，始告无事。

处在这种状况中，舍维廖夫对格拉诺夫斯基讲学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怎么也不甘心认输，企图在他本人的领域中打败他，也宣布了公开讲学的消息。他讲的是但丁，是艺术中的民族性，科学中的东正教精神等等。听众很多，但反应十分冷淡。他有时也有创见，这得到了充分的评价，但总的说来，效果很差。只有一次讲演给我留下印象，因为这次他讲了米什莱149的著作《人民》和乔治·桑的小说《魔沼》，生气勃勃地接触到了当前的现实问题。吹嘘东方教会的神学作家，颂扬俄国的希腊教堂，那是很难博得同情的。在舍维廖夫特别卖力赞美东正教会时，通常只有费奥多尔·格林卡和他的夫人150，那位写过《论圣洁少女的乳汁》的叶夫多基娅，谦恭地低垂着双目，坐在第一排上。

舍维廖夫的讲学之所以失败，与他的文章相同，是由于他攻击的那些思想、书籍和人物，正是我们不惜冒坐牢危险加以保护的。

然而，“不论怎样开动脑筋，寻找窍门”，他仍不能为《莫斯科人》打开局面。要把一份论战性杂志办得生动活泼，必须具备时代感，那种灵敏锐利的触觉，能把激动社会的一切立即反映在刊物上。《莫斯科人》的编者完全缺乏这种敏感性，无论他们怎样大谈可怜的涅斯托尔151和可怜的但丁，152他们最终仍不得不相信，在这个人心不古的时代，不论波戈金那种斩细剁碎的句子，舍维廖夫那种唱歌一般从容的辩才，都毫无用武之地。他们考虑再三，决定把主编职务让给伊·瓦·基列耶夫斯基。不仅从智力和才能的角度看，而且从财务的角度看，基列耶夫斯基都是最合适的人选。我自己在这世上就最乐意与基列耶夫斯基做交易。

为了使读者对他的理财哲学有个概念，我讲下面一则小故事。他办了个养马场，马是运到莫斯科后估价出售的。一天，一个青年军官来买马；他非常中意一匹马，马夫看出了这一点，便抬高价格；经过磋商，军官同意了，去见基列耶夫斯基。基列耶夫斯基收了钱，查了价目，对军官说，这匹马定价是八百卢布，不是一千卢布，马夫大概弄错了。骑兵军官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要求再看一下马；看过马以后，他推让道：“马无疑是匹好马，只是主人不好意思多收钱……”哪儿还能找到更好的编辑呢？

他热心办事，花了不少时间，还为此迁居莫斯科，但是他的才干无济于事。《莫斯科人》不能回答社会上普遍关心的任何一个现实问题，因此，除了自己的小圈子，找不到其他读者。失败一定使基列耶夫斯基非常伤心。

在第二次的挫折之后， 《莫斯科人》再也无法重整旗鼓。斯拉夫派自己也明白，靠这条船是走不远了。他们开始考虑另办其他刊物。

但这一次胜利的也不是他们。舆论完全倾向我们一边。在漆黑的深夜，当《莫斯科人》沉没， 《灯塔》153不能再从彼得堡向它发出亮光的时候，别林斯基以自己的鲜血哺育大了《祖国纪事》又把它的过继儿子154抚养成人；他赋予了二者巨大的生命力，使它们在今后几年内，单靠几个校对员和排印工，几个文学界的税吏和出版界的罪人，155便能继续自己的道路。别林斯基的名字已足以使两家店铺门庭若市，并把俄国文学界的精华集中到他参与工作的编辑部中。可是在这同一时期，基列耶夫斯基的才华，霍米亚科夫的亲身参与，都不能为《莫斯科人》打开销路，找到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