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六章（第13/21页）

在西伯利亚，三个姊妹只有一双鞋；她们出门才穿鞋，免得别人看到她们的寒碜样子。

1826年初，帕谢克获得了回俄国115的许可。这时是冬季。这么一家人，没有外套，没有钱，要从托博尔斯克省动身，可不容易啊，但另一方面，又恨不得一下子飞回去——流放期满之后仍待在原地是更难忍受的。这些人历尽艰辛，在漫长的道路上跋涉；一个农妇在母亲患病期间，给一个孩子喂过奶，现在拿出了自己好不容易积攒的几个钱，供他们作路费，只要求带她一起走。驿站让他们免费搭车，或者只付很少的钱，把他们送到了俄国边境。一家人几个坐车，几个步行，年轻的轮流走路。就这样，他们穿过冰天雪地，越过乌拉尔岭，到了莫斯科。莫斯科是这些青年人向往的地方，是他们的希望，可是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却是饥饿。

政府赦回了帕谢克一家，但没有想到发还他们的家产。多年的劳累穷困摧残了父亲的健康，他病倒了；全家人吃了上顿不知下顿。

当时尼古拉正在庆祝登基大典，宴会接连不断，莫斯科像布置得庸俗不堪的舞厅，到处张灯结彩，盛装艳服……两个姐姐没有与任何人商量，便写了一份给尼古拉的申请书，陈述家庭的困难，要求重新审查案件，发还庄园。早晨，她们偷偷离开家，走到克里姆林宫，挤到前面，等候“万众钦仰、奉天加冕”的皇上。当尼古拉走下红色台阶时，两个姑娘悄悄跨前几步，举起申请书。他扬长而过，装作并未看见；一个侍从武官收下了呈文，警察把她们带进了看守所。

尼古拉当时才三十来岁，已能这么无动于衷。这样的冷漠和沉着是普通的小人物才有的，那是出纳员和庶务员的性格。我常在邮局的营业员、戏院和火车的售票员身上，发现这种不可动摇的坚定精神，这些人经常受到干扰，每分钟都有人打搅，他们才需要学会这套本领，对别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可是这位专制政权的司务长干吗也要学这一套，为什么他不能耽搁一分钟的时间呢？

两个姑娘在看守所待到了晚上。她们又害怕又委屈，含着眼泪要求警察所长放她们回家，因为家里不见她们回去，必定惊慌不安。那份申请从此没有下文。

父亲再也不能支持，他吃够了苦，死了，留下几个孩子和母亲一天天挣扎下去。生活越困难，儿子们也越勤奋；三个人以优异的成绩读完大学，得了学位。两个哥哥去了彼得堡；两个成了杰出的数学家，一个进了海军，一个当了工程师，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教课，节衣缩食，挣钱寄回家中。

我至今还清楚记得那位老母亲，她穿件黑罩衫，戴顶白包发帽，消瘦苍白的脸上布满皱纹，从外表看，她比实际老得多；只有眼睛年轻一些，显得那么亲切，仁慈，温厚，这是一双流过太多泪水的眼睛。她爱自己的孩子，他们是她的财富，她的荣誉和她的青春……她经常向我们反复念他们的信，怀着神圣深厚的感情谈论他们，声音轻轻的，有时不太平静，由于克制着眼泪，有些发抖。

每逢他们全家在莫斯科团聚，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尽管吃的是家常便饭，老太太还是快活得不知如何是好，在桌边打转，忙这忙那，有时站住一会儿，端详一下自己的年轻人，神态那么自豪，那么幸福，然后抬头看我一眼，似乎在问：“他们多么好呀，难道不是吗？”这时我多么想扑在她的颈上，吻她的手啊！何况即使从外表看，他们也确实是非常美好的。

这时她是幸福的……为什么她不在这么一次吃饭的时候死去呢？

两年之内她失掉了三个最大的儿子116。一个是在胜利和赞美声中光荣牺牲的，甚至敌人也表示钦佩，然而那是为了与自己无关的事——这位年轻的将军是在达尔戈附近作战时被切尔克斯人杀死的。桂冠不能医治母亲的心……另外两个甚至不能好好死去，沉重的俄国生活压在他们身上，终于摧毁了他们。

可怜的母亲！可怜的俄罗斯啊！

瓦季姆死于1843年2月，他临终时我在场，这是我第一次目睹一位好友的去世，我看到了死亡的难以泯灭的恐怖，它那不可理喻的偶然性，那没有道德和正义可言的盲目性。

死前十年，瓦季姆与我的表姐117结了婚。我是婚礼中的男傧相。结婚和生活习惯的改变，使我们疏远了一些。他在家庭中是幸福的，但家庭以外的生活并不顺利，事业也毫无进展。我们被捕前不久，他去了哈尔科夫，那里有一所大学聘他任教。他的离开使他避免了坐牢的厄运，但他的名字没有逃过警察的耳朵。大学把他解聘了。学区副总监向他承认，他们收到了公文，根据这公文，政府知道他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