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第2/19页）

“有一个军人被派到一个边远的地方去驻扎。他的小女儿和家人在机场等待飞机，随身带着他们寒酸的家产。

“女孩很困，靠着包裹打起了盹。

“一个妇人走过，停下，在她的头上拍了拍。

“‘可怜的孩子，连个家都没有，’她说。

“那个孩子吃惊地抬起头。

“‘我们当然有家，我们只是还没有房子把家放进去。’她说。”

九月

什么是富有？

“大先生”开始用助步器。我站在大门口，听见门里助步器“笃，笃，笃”敲打地板的声音向我走来。已经是九月了，离我去医院探望他，又过去了三年。秋天来了，树上的叶子开始变色，我注意到屋门前的车道上停着一辆我不认识的车。他唱歌的声音从门后隐隐传来：“我来啦……等着……我来啦……”

门开了。他微笑着。比起我刚开始拜访他的时候，他更瘦了，胳膊更加嶙峋，皮肤更加松弛，头发全白了，高大的身躯佝偻下来。他的手紧紧抓着助步器。

“和我的新伙伴打个招呼吧，”他敲了敲助步器的把手，对我说，“现在我们形影不离。”

他放低了声音。

“我可拗不过他！”

我哈哈大笑。

“那么，进来吧。”

一如以往，我跟在他后面。他推着，挪着，蹒跚着走进了那间堆满了书和关于上帝的资料的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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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那辆车是一个居家看护工作人员的。那意味着他的身体可能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出现意外，也意味着随时可能有状况发生。他肺部的癌依旧在那里。但以“大先生”的年岁——现在是八十九——医生觉得没有必要开刀摘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大先生”的生理节奏慢下来，癌的发展速度也慢了下来，就像两个疲惫的竞争者，一起迈着沉重的步子，向终点走去。

医生委婉地说，把“大先生”带走的，很有可能是年龄，而不是癌症。

我们慢吞吞穿过客厅，我意识到另一个使我注意到那辆车子的原因：从我六年前拜访这个家开始，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家具没有变过，地毯没有换过。电视机的尺寸也没有变大过。

“大先生”对物质从来不是很在意。

不过话说回来，“大先生”本来也就没有多少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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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于1917年。他的双亲，就算用那个时候可怜的标准来看，也相当贫穷。阿尔伯特的母亲是立陶宛移民，父亲是纺织品销售员，常常失业在家。他们生活在布朗克斯区陶品大街一幢破败的公寓楼里。常常没有什么吃的。小阿尔伯特每天放学回家，走在路上最担忧的就是看到自家的家具被人搬到了大街上。

他是家中三个孩子中的老大——他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他在一个犹太小学上学，从日出到日落。他没有自行车，也没有玩具。有时候妈妈会买一些过了保质期的面包回来，涂上果酱，让他就着热茶吃。那是他回忆中“童年最美妙的食物”。

生活在大萧条的阴影之下，阿尔伯特只有两套替换的衣服，一套是平日里穿的，一套是安息日穿的。他的皮鞋是补过的，他的袜子要天天洗，否则就没有更换的了。在他的成年礼上——也就是从宗教意义上说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的那天——他的父亲给他准备了一套新正装。他穿上新正装，无比自豪。

几个星期后，他穿着这套新正装，和爸爸搭乘电车去一个亲戚家。那个亲戚很富有，是当律师的。他爸爸带上了妈妈烤的蛋糕。

在亲戚家，一个和他差不多岁数的表哥跑过来，上下打量过他之后，哈哈大笑：“阿尔，你穿的是我的旧正装！”他高声嚷嚷着，“你们快来看啊，阿尔穿着我的旧正装！”

阿尔伯特觉得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涨红了脸坐着，满心羞愧。在回家的电车上，他愤恨地看着父亲，强忍着不让自己的眼泪流下来。做儿子的明白过来了，父亲是用蛋糕换了一箱子旧衣服回来，那是富亲戚给穷亲戚的施舍。

回到家，他再也忍不住，爆发了。“我搞不懂，”阿尔伯特冲父亲嚷道：“你是个虔诚的人。你的表哥不是。你每天祈祷，他不。但是，他们要什么有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

他的父亲点点头，然后用意第绪语，如唱歌般吟诵起来：

上帝和他的决定是正确的

上帝的惩罚不是无缘无故的

上帝知道他在做什么

这是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一次讨论。

这也是阿尔伯特·刘易斯最后一次用他所拥有的物质来衡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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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也就是七十六年之后，物质对他来说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这些东西几乎成了开玩笑的素材。从上到下，他穿的都像是从清仓拍卖会里淘来的。他的格子衬衫、花袜子和裤子，都出自一个廉价品牌，那个牌子的主产品包括化纤面料的裤子和带十一个口袋的背心。“大先生”很喜欢那样的款式，口袋越多越好。他会在口袋里揣上便签，钢笔，小手电筒，五元的钞票，回形针，铅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