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向何处去（第3/5页）

李小姐兴高采烈地对着葫芦照了很多相，霍普曼先生催她说：咱们该出发了，那边的人还在等着我们呢。

我们上了直升机，妈妈坚决不去，说要留在家里照顾牲畜。当然这只是托词，她一直对爷爷心存芥蒂。爸爸叹息一声，没有勉强她。

听说今天有几千人参加降旗仪式，有各大通讯社，有环保人士，当然也有不少图瓦卢人，他们想最后看一眼故土和国旗。所有这些人将乘“彩虹勇士”号轮船到达那儿。

直升机迅速飞出澳大利亚内陆，把所有陆地都抛到海平线下。现在视野中只有海水，机下是一片圆形的海域，中央凸起，圆周处沉下去，与凹下的天空相连。我们在直升机的噪声中聊着，霍普曼先生说，在世界各民族中，波利尼西亚人最早认识到地球是球形，因为，对于终日在辽阔海面上驰骋的民族来说，“球形地球”才是最直观的印象。如果哥白尼能早一点来到波利尼西亚诸岛，他的“太阳中心说”一定能更早提出。

直升机一直朝东北方向飞，但机下的景色始终不变。这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直升机是悬在不动的水面上，动的只有天上的云。法国人屈瓦勒先生把一个纸卷塞给我，说：

“普阿普阿，我送你一件小礼物。”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保罗·高更的这幅名画。高更是法国著名画家，晚年住在法属塔希提岛上，在大洋的怀抱中，在波利尼西亚人的土著社会中——他认为这样的环境更接近上帝——重新思考人生，画出了他的这幅绝笔之作。画的名称是：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

一个12岁男孩还不能理解这三个问题的深意，但我那时也多少感悟到了画的意境：画上有一种浓艳而梦幻的色彩，无论是人、狗、羊、猫还是那个不知名的神像，都像是在梦游中。他们好像都忘了自己是谁，正在苦苦地思索着。我大声说出自己对这幅画的看法：

“这幅画——还不如我画得好呢。你们看，画上的人啦狗啦猫啦神像啦，都像是没睡醒的样子！”

三个记者都笑了，屈瓦勒先生笑着说：你能看出画中的梦幻色彩，也算是保罗·高更的知音了。霍普曼先生冷峭地说：

“恐怕全体人类都没有睡醒呢。一旦睡醒，就得面对那三个问题中的最后一个，也是最现实的一个——当我们亲手毁了自己的挪亚方舟后，我们能向何处去？上帝不会为人类再造一条新挪亚方舟了。”

图瓦卢到了。

完全不是我梦中见到的那个满目青翠、妖娆多姿的岛群。它已经完全被淹没了，基本成了暗礁，不过在空中还能看到它，因为大海均匀的条状波纹在那里变得紊乱，飞溅着白色的水花和泡沫，这些白色的紊流基本描出了九个环礁岛的形状。海面之上还能看见十几株已经枯死的椰树，波峰拍来时椰树几乎全部淹没，波峰逝去时露出椰树和一部分土地。再往近飞，看到椰树上搭着木板平台，一个简陋的棚子在波涛中隐现，不用说，那就是爷爷居住了28年的地方。最高的一棵椰树上绑着旗杆，顶部挂着一面图瓦卢国旗，因为湿重而不会随风飘扬，只有当最高的浪尖舔到它时，它才随波浪的方向展平。国旗已经相当破旧褪色，但——我看见了右下角的九颗星星，它并没有像梦中那样变成融化的冰晶。

爷爷一动不动地立在木板上迎接我们，就像是复活节岛上的石头雕像。

“彩虹勇士”号游船已经提前到了，它怕触礁，只能在远处下锚。船上放下两只小筏子，把乘客分批运到岛上。我们的直升机在木板平台上艰难地降落，大家从舱门跳下去，爸爸拉着我走向爷爷。很奇怪的，虽然眼前的景色与我梦中所见全然不同，但爷爷的样子却和梦境中非常相像：全身赤裸，只在腰间围着一块布，皮肤晒成很深的古铜色，瘦骨嶙峋，乱蓬蓬的发须盖住了脸部，身上的线条像刀劈斧削一样坚硬。

爸爸说：普阿普阿，这是你爷爷，喊爷爷。

我喊了一声爷爷。爷爷把我拉过去，揽到他怀里，没有说话。我仰起头悄悄端详他，也打量着他的草棚。棚里东西很少，只有一根鱼叉，一个装淡水的塑料壶，一篮已经出芽的白薯，它们都用棕绳绑在树上，显然是防止浪涛把它们卷走；地上有一条吃了一半的金枪鱼，用匕首扎在地板上，看来是他的早饭。现在虽是落潮时刻，但浪子大时仍能扑到木平台上，把我们还有几位记者一下子浇得全身透湿，等浪头越过去，海水迅速从木板缝隙中流走。我想，在这样的浪花飞雨下，爷爷肯定不能生火了，那么至少近几年来他一直是吃生食吧。这儿也没有床，他只能在湿漉漉的木板上睡觉。看着这些，我不禁有些心酸——爷爷一个人在这儿熬了整整28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