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6/22页）

尹朴修还清楚地记得，1937年11月初，他跟随川军一四四师的兄弟们，在刘湘的嫡系重臣、川军第二纵队副司令潘文华将军的率领下，乘轮船东出夔门，从宜昌路过。时值初冬，漫天的大雪纷纷扬扬，辽阔的江面波涛汹涌，大片大片的雪花飘过他的眼前，悄无声息地跌落江中。他们那时的装备极其简陋，一只老套筒、两件单衣、一床夹被、几双草鞋，有的还有一把大刀。江风凛冽，他和兄弟们冷得直打哆嗦，只好拥着薄被，一个紧挨一个，挤坐在甲板上靠体温取暖。

本来，将两名盟军飞行员护送到重庆，他这一次重返宜昌的使命可谓极其特殊，极为光荣。眼看快到宜昌，胜利在握，可惜百密一疏，谁能料想竟然是哪壶不开偏提哪壶，而且对方还是一名勾结日本人的神秘女人，以至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安迪和吉姆被日本鬼子抓走。自打从军以来，他尹朴修还从未这么倒霉过。尹朴修在心里反复思量，叫汉娜·施耐德的这个德国女子，一定不会是普通女人，很有可能是纳粹德国训练有素的特工。如果她是纳粹特工的话，后果就严重了，她一定会告诉日本人，轮船上冒充德国人的同盟国奸细有三个，抓捕了两名美国人，还另有一名装扮成翻译的中国人在逃。接下来，她极有可能跟前来抓捕他的日本宪兵队呆在一起，在宜昌码头上张网以待。这么一想，尹朴修的额头上就沁出了冷汗，就转念考虑怎么样才能脱险。

宜昌码头上，潜伏在敌后的武汉军统站的十几名特工，早就从武汉赶过来，散布在各自的位置上了。他们化妆的角色五花八门，擦鞋的、卖香烟的、卖报的、讨饭的、摆吃喝摊的，等等；站长史东陵等三人，干脆就扮成了黄包车夫，他们拉的黄包车，座位下面的箱子里藏着美式冲锋枪。他们接受的任务表面上很简单，把乔装成德国人的安迪、吉姆，以及护送他俩的尹朴修，从宜昌码头接到手，然后相机突破鬼子的封锁线，把他们安全地送到坚守在南津关的国军手里。实际上，只要其中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个简单的任务立刻变得险象环生。

上校军衔的武汉军统站站长史东陵，40来岁，是戴笠非常信任的老牌特工，他今天降贵纡尊，亲自出面装扮黄包车夫，戴顶破草帽，穿件黄包车夫的黄坎肩，模样土得掉渣，足见任务的确不同凡响。史东陵和他的部下刚刚到达各自的指定位置不久，从码头上的堆栈方向过来了五部胶轮平板车，每部车上都堆放着一些木头箱子，车的周围都跟着三至五个码头搬运工模样的人。这些人这些车在此时此刻出现，让站在港口出口处路边的史东陵本能地感到可疑。长着一对亮得摄人的牛眼睛的军统武汉站行动队的牛队长，昨天刚在宜昌码头装扮过黄包车夫，他专门朝这些码头搬运工扫视了几眼，居然没看见一张熟脸面儿，就明白有诈，心想这些人肯定是日伪军，那些木头箱子里一定藏着武器。牛队长对扶着车把立在旁边的史东陵说，是鬼子。史东陵点了一下头，表示明白。

此时，又从城里方向驶来一辆黑色的福特牌轿车，停在港口出口对面的路边上，这辆轿车后窗的窗帘是拉上的。史东陵虽然无法看到坐在轿车后座的其实正是汉娜·施耐德，也不知道她正撩开一条窗帘的缝隙，严密监视着对面的宜昌港出口，但这辆轿车显然出现得十分蹊跷，史东陵本能地感到来者不善。

锚链哗啦哗啦地滑向水面，刚刚停靠在宜昌港的“乔安娜”号轮船被钢缆牢牢地固定在码头上。甲板上的栅栏门打开了，携带着行李的乘客们闹嚷嚷地踩着舷梯，居高临下地鱼贯而下，走上一段路之后，再从有鬼子把守的港口的出口出去。史东陵、牛队长等三名“黄包车夫”看得明白，那些码头工人模样的家伙，把胶轮车停在出口对面的公路两边，人紧靠车边，显然随时准备掀开木箱盖子，拿枪开火。又见福特轿车的前车门打开，一名日军大尉跨下车来，站在路边，下意识地把目光朝那些“码头工人”扫了一眼。史东陵明白，他只要喊上一声，这儿立刻就会变成子弹横飞的战场。

史东陵三人赶紧转过身，目不转睛地盯着从出口涌出来的乘客，生怕漏掉了他们该接的客人。史东陵暗忖，很明显盟军飞行员在这里下船的情报泄漏了，瞧今天这个架势，敌人是内紧外松，明摆着要张网捕鱼啊！敌众我寡啊，要想接走客人全身而退，今天恐怕少不了一场恶战。

涌出港口的乘客愈来愈多，岂料，穿黑呢大衣和黑色皮风衣的两名男性白种人和那名作陪的穿藏青蓝呢大衣的中国男人，却始终没有出现。不时有路过的乘客喊坐黄包车，史东陵三人就以他们是包月车相推辞，如果再不拉客，他们三个黄包车夫可就露馅了，史东陵不由得暗暗叫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