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图哈切夫斯基案与苏联红军第一次“大清洗”（第3/7页）

苏俄（1922年12月30日以后则为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1918年4月8日至1925年1月26日是托洛茨基，他下台后第二任是米哈伊尔·伏龙芝（1885—1925）。但伏龙芝任职未及10个月，1925年10月31日就因胃溃疡手术引发心脏病不幸逝世，于是由深得斯大林信任的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1881—1969）继任。伏罗希洛夫在中国的名气很大，但苏联著名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15—1979）在《我这代人的见证——关于斯大林的思考》一书中却告诉读者，当他接任时大家都觉得有点奇怪并表示不满，认为那个职务应该由一个比他更有威望、更懂军事的人担任。书中还记载了朱可夫接受西蒙诺夫采访时对伏罗希洛夫的评价：

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对他担任的职务是不大内行的，他一直到最后在军事问题上也只是略识门径，从未有过深刻认真的了解。但是他担任了高级职位，有了名气，自认为是一个精通军事问题的真正军人。而实际上人民委员部的相当大部分工作当时是由真正的军事专家图哈切夫斯基承担的。

朱可夫称图哈切夫斯基是“真正的军事专家”，并非没有理由。图哈切夫斯基出生在一个俄罗斯贵族家庭，1914年毕业于沙俄亚历山大军事学校。那是1831年在莫斯科建立的一所军事学校，红军第二任总司令谢尔盖·加米涅夫也是其校友。“一战”初期，图哈切夫斯基是沙俄军队的一名少尉，1915年被德军俘虏。四次越狱都被抓回，但又第五次越狱并且获得成功，1917年10月回到俄罗斯。在德国战俘营里，他认识了同为战俘，也曾多次越狱均未成功，“一战”结束才得以重获自由，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尽管出身贵族，图哈切夫斯基却在十月革命后（1918年4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并由季诺维也夫、斯维尔德诺夫推荐给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当即把指挥红军第5集团军的重任交给年仅25岁的他。

图哈切夫斯基受到重用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红军建立之初扩充很快，急需大批军事指挥人才，像他那样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或者虽未加入但赞成布尔什维克主张的原沙俄军官大多得到重用。就连一些尽管不赞成，但也没有公开表示反对的军官也被当作“军事专家”聘用，不过有时会采取扣押他们家属做人质的办法。1920年8月，红军有约48,000名原沙俄军官、10,300名原沙俄军队管理人员和21万名原沙俄军队的士官。1922年内战结束时，红军83%的军、师两级指挥员都是原沙俄军官。

1925年伏龙芝接替托洛茨基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以后，对红军进行整顿、改造，目的是建立一支正规化军队，而图哈切夫斯基就是他的得力助手，1925年11月至1928年5月担任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兼总参谋长。后来朱可夫在接受西蒙诺夫采访时说，图哈切夫斯基在战略问题上博学多才，具有深思熟虑、冷静、善于分析的头脑，不但主张把红军建设成一支正规化军队，而且看到科学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对军事的影响，主张发展空军和装甲兵，组建独立的坦克部队，而不是把坦克仅仅当作辅助步兵、骑兵进攻的武器。别忘记，坦克曾经有步兵坦克、骑兵坦克（也叫快速坦克）之分，这对传统的偏重骑兵的做法是一个重大挑战。然而，这被斯大林（还有伏罗希洛夫、布琼尼等人）拒绝，并且将他调离，改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1931年才重新任命他为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后改称副国防人民委员），1936年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在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苏联是支持西班牙民主阵营的主力，派出空军参战，T-26（9.6吨轻型步兵坦克）、T-27（2.7吨“小坦克”，tankette）和T-28（28吨中型坦克），也都在西班牙战场“亮相”。和支持弗朗哥的纳粹德国一样，苏联也把西班牙战场当作了发展空军和装甲兵的武器试验场。

德国文献还指出，图哈切夫斯基是第一个看到使用伞兵作战可能性的人，并且早在1931年就组建了世界上第一支伞兵部队。

非常重要的是，在苏联军人中，图哈切夫斯基是第一个看到在希特勒独裁统治下德国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的人，这与他和德、英、法等国高层人士多有接触有关。1932年他应邀率领一个11人代表团访问魏玛德国，为期4周，会见了总统兴登堡元帅和多名德军高级将领，包括当时担任国防部长、11月出任德国总理的库尔特·冯·施莱歇尔（Kurt von Schleicher，1882—1934），后来担任德国战争部长的布隆伯格，后来反希特勒密谋集团主要成员之一卡尔-海因里希·冯·史图尔普纳格（Karl-Heinrich von Stülpnagel，1886—1944）。1936年他作为外长李维诺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成员前往伦敦参加英王乔治五世（George V，1865—1936）的登基大典，途中在柏林停留，又会见了一些德军高级将领，包括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茨。在伦敦他会见了时任英国战争大臣、第二年（1937年）改任海军大臣的达夫·库珀（Alfred Duff Cooper，1890—1954），此人后来成为内维尔·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1869—1940）内阁成员中最有名的公开批评其绥靖政策的人，《慕尼黑协定》签字第二天即以辞职表示抗议。回国途中在巴黎停留，会见了贝当元帅、法国外长皮埃尔·弗拉丹（Pierre Étienne Flandin，1889—1958）和法军总参谋长莫里斯·甘末林（Maurice Gustave Gamelin，1872—1958），还会见了多名“一战”期间曾经是德国战俘营难友的法国军官，包括戴高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