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西线无战事”：欧洲第二战场始末（第11/14页）

如果我们看到德国打胜仗，我们就得帮助俄国；如果俄国打胜仗，我们就得帮助德国。让他们互相厮杀，杀得越厉害越好。

由于有充分理由相信“西线无战事”的状况在整个1943年仍将持续，希特勒决定在苏联战场实施曼施坦因元帅制定的“堡垒行动”，这样就有了从1943年7月5日开始的库尔斯克战役。那是德军在苏联战场上最后一次主动发起进攻，此后战争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苏联手里了。这时，迟迟拒不开辟拟议已久的欧洲第二战场的英、美两国，正加紧筹划在北非、意大利、巴尔干半岛乃至东欧的行动。他们认为，从意大利北上，可以比苏联更快进攻到维也纳；从巴尔干半岛北上，可以抢先控制东欧。这样就有了与库尔斯克战役基本同时（1943年7月9日—8月17日）的西西里岛战役。由意大利将军阿尔弗雷多·古佐尼（Alfredo Guzzoni，1877—1965）指挥的西西里40万守军，超过36万是意大利军队，其中还包括海岸警备队、港口守卫队等非正规部队。7月25日墨索里尼被国王免去首相职务并被软禁，意大利政局陷入混乱。新任首相佩特罗·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1871—1956）—面表示将继续做德国的盟友，一面却和英、美秘密谈判停战事宜。意大利军队战斗力本来就不强，在这样情况下的斗志如何，不言自明。德军也只做了有限抵抗，大部分撤回亚平宁半岛。由于对手的“不抵抗”，此役自然取得了如丘吉尔所宣传的“辉煌”战果。

代号“四分仪”的英美首脑会议，于1943年8月17—24日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通常称为“第一次魁北克会议”，因为1944年9月又有一次。罗斯福、丘吉尔分别率领两国三军参谋长与会，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1874—1950）也参加了部分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受邀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却没有邀请苏联领导人与会，甚至没有让苏联驻美大使就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英美双方都为这次会议做了充分准备，美国军方领导人认为，与任何其他行动相比，在法国西海岸开辟第二战场的“霸王行动”应该无条件地占有优先地位，并且建议将行动日期定在1944年5月1日。这与英国意见相左，为什么会这样？看看罗斯福总统特别助理哈里·霍普金斯为会议准备的文件《俄国的地位》便会明白：

因为俄国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应当全力援助它，尽一切努力同它搞好关系。而且轴心国失败后，它无疑将在欧洲具有极大影响力，这就更有必要保持和发展同它的关系。

其实还有一个更实际的考虑：

在对俄国关系中美国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太平洋战争。如果俄国成为对日作战的盟国，这场战争就能更快结束，（美国的）人员和物资的损失就会小些。

简言之，美国希望尽快在欧洲打败纳粹德国，让苏联加入对日作战，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美国的压力。美国有这样的想法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时只有中国在亚洲大陆与日本侵略者奋战，战争初期英军便在香港、新加坡等地投降，太平洋战场完全由美国独力支撑。

但是，会前刚从伦敦回来的美国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提醒罗斯福和美国军方领导人，英国人虽然口头上同意“霸王行动”，内心却是不赞成的。果然，会上丘吉尔不能公开反对在法国西海岸开辟第二战场，便采取为那个行动设置种种先决条件的办法尽量拖延。他坚持把进攻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置于优先地位，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把苏联阻挡在多瑙河以东。会后丘吉尔、罗斯福分别向斯大林通报了情况，虽然都再次重申要开辟第二战场，但又一次回避了最具体的问题——日期。

说到“二战”期间苏、美、英三国关系，有两个美国人不能不提。一个是哈里·霍普金斯，他是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主要“设计师”之一。1940年5月被罗斯福总统邀请住进白宫，此后整个“二战”期间都住在那里，与罗斯福朝夕相见，以致被戏称为“影子总统”。罗斯福与同盟国领导人的所有会见都有他陪同，有些会见美国方面只有两人参加，那便是总统和他。整个“二战”期间，他始终是罗斯福最倚重的人，是罗斯福最重要的外交顾问。霍普金斯没有正式职务，这让他更适宜做一些正式外交官不大好做的事情。

1941年3月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盟国提供援助，负责这件事的就是霍普金斯。当时纳粹德国还没有发动对苏联的侵略，所以受援国主要是英国。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7月霍普金斯就飞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见面，代表罗斯福总统表示要尽力对苏联提供援助，“今天世界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打败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回国后他建议把苏联也列入援助对象，罗斯福接受了这个建议，这对“二战”期间与苏联的关系维护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