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而现在，您却在我们背上捅刀”（第2/4页）

在苏联少将A.P.基斯朗科出席的这个重要仪式上，施韦尼茨的讲话导致大家一阵惊愕。他说，就个人而言，他超越了自己的权限：“我姑且认为我的总司令冯·菲廷霍夫将军可以接受，但是，我不能对此负全部责任。”现场的见证人们诧异地窃窃私语，但是亚历山大的参谋长威廉·摩根中将毫不犹豫地说道：“我接受。”于是，他代表盟军在下午两点十七分签了字。

第二天，丘吉尔发电报给斯大林：我们应该共同为这次大投降而感到高兴。他的喜悦为时过早。格韦尔尼茨设法把两名德国人带回了瑞士，但却无法让他们穿过边界再去奥地利。因为瑞士政府的最高机关——瑞士联邦委员会，已下令关闭所有边界。秘密谈判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公开，对一个因严守中立而感到自豪的国家来说，显然是非常难堪的。

这时，艾伦·杜勒斯出现在了舞台上。他不顾外交礼节，在早饭前来到了一名瑞士官员家中。这名官员正在刮胡子，但杜勒斯打断了他，劝他准许德国人过境。最后，4月30日上午十一时，文纳和施韦尼茨终于获准离开瑞士去意大利。他们开着一辆摇摇晃晃的汽车，沿着偏僻的奥地利公路向多洛米蒂山中的博尔扎诺驶去，那里有一个德军指挥部。刚刚下过雪，路上的积雪尚未清除。他们之所以要走这条迂回的路线，是因为据说卡尔滕布鲁纳已封锁了主要公路，目的是阻止有关投降的文件被送到菲廷霍夫手里。

4月27日夜里，沃尔夫赶回了他在意大利的指挥部。他发现，到处都是混乱与踌躇。因斯布鲁克区区长霍夫刚刚通知最近奉命指挥南部所有德国部队的凯塞林，一项条约已在卡塞塔签订。凯塞林命令菲廷霍夫来因斯布鲁克见他。他激动地一再重复道，任何投降都不可能。随即，他当场解除了菲廷霍夫和他的参谋长汉斯·勒蒂格尔将军的职务，并命令他们去位于博尔扎诺东北方向的多洛米蒂山军事撤退区报到，在那里，他们会接到进一步的命令，并可能会被交给军事法庭审判。

菲廷霍夫顺从地动身去了多洛米蒂山，完全对沃尔夫和“日出”行动失去了任何幻想。但勒蒂格尔不愿跟他一起去。他与沃尔夫联手，向德军驻意大利的新任指挥官F.舒尔茨将军施压，逼他和自己同谋。然而，舒尔茨是一名不动声色的职业军官，没有凯塞林的完全同意，他必然拒绝行动。

文纳和施韦尼茨终于在4月30日午夜抵达了博尔扎诺，此时，形势似乎已毫无希望了。投降将在三十个小时后进行，而舒尔茨仍旧不愿认同该条约。沃尔夫和勒蒂格尔一直谈到天亮，最终得出了结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逮捕舒尔茨。早晨七点，他们把这位愤怒的将军和他的参谋长关进了集团军群的中央指挥所——一个宽敞的地下掩体，是用炸药炸开一块巨大的岩石建成的。

舒尔茨被隔离了起来，但是这导致了新的问题。统率两支驻意大利德国部队的赫尔和莱梅尔森将军已被说服参加“日出”行动。但是，他们认为逮捕舒尔茨是对全体军官的一种侮辱，并收回了他们的决定：他们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既不能服从勒蒂格尔，也不会率他们的部队投降。

中午时分，亚历山大元帅发电报给沃尔夫，催他汇报情况。菲廷霍夫和沃尔夫是否认可在卡塞塔签署的条款？停战是否还是将在5月2日实现？沃尔夫住在设于皮斯托亚公爵宫殿的指挥部，秘密安放在他卧室旁边小更衣室里的一台机器接收到了这封电报。报务员瓦察尔·哈德基——简称沃利——是一个捷克人，他为藏身在这座宫殿里的杜勒斯工作。上个星期，杜勒斯一直吃的是假装为沃尔夫点的食物。

沃尔夫带着一项任务离开了。他要试着与刚刚被他关起来的那个人讲讲理。当然，舒尔茨“被伤得很深”：他刚抵达新指挥部的第二天就遭到了逮捕。循循善诱的沃尔夫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终于使舒尔茨勉强承认，在意大利投降对祖国来说可能是有益处的。“好吧，我们同意。”他最终说道，“我们不会提出个人或官方的反对意见。但是，没有凯塞林的同意，我们不能投降。”

然而，沃尔夫需要的是同盟者，而非中立者：“听我说，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现在，德国正岌岌可危，这不是个人的问题。和我一起把这件事情办好吧。告诉您部队的指挥官们，必须严格执行投降的命令。”

舒尔茨虽然没有被彻底说服，但还是给赫尔和莱梅尔森打了电话，他们答应在5月1日晚上六点，前来参加驻意大利德军主要指挥官的会议。沃尔夫自己则打电话给德国驻意大利空军指挥官里特尔·冯·波尔将军。“我的天，我们真的陷入了困境！”波尔惊呼道，“是你把我们大家弄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