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在兰斯做出的决定（第7/9页）

起初，有几个波兰人不愿意抛头露面，但大多数人都认为，朱可夫的邀请表明俄国人愿意讲道理；只有通过这样一场会议才能给他们的国家带来安全。作为善意的象征，苏联人同意释放被关押的地下运动领导人，包括右倾的全国民主人士组织主席亚历山大·兹维尔斯基。他们还答应用飞机把地下运动的八名主要代表直接从朱可夫的司令部送到英国，以使他们能够同伦敦的流亡政府取得联系。当然，其他的波兰人将安全地回国。

在这种许诺和希望的蒙骗下，十二名波兰人一无所知地登上了苏联的“解放者”号飞机。(2)进去之后，他们不禁大吃一惊，兹维尔斯基竟然也在这里。他自己也迷惑不已，告诉他们，他一直被关在一个地下室里，饱受拳打脚踢，然后又突然被带上了这架飞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飞机起飞了。不一会儿，这些波兰人就发现他们是在向东飞。正当他们焦虑地对此做着种种猜测时，一名友善的年轻的苏联上尉告诉他们，他们要去莫斯科。他说，朱可夫出人意料地被召回了那里。

一些波兰人非常肯定他们是被绑架了，但其他人却认为在莫斯科开会是合乎逻辑的，在那里，他们可以和地位最高的苏联军官打交道。再说，苏联人不是履行了释放兹维尔斯基的承诺吗？

发动机隆隆作响了几个小时，然后突然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飞机滑向了一个雪坡。没有人受伤，但是旅客们被困在了一片白茫茫的荒野之中。等了好长时间，才有几百个老百姓在雪地中开辟出了一条路。他们被送到一个火车站，登上一列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到达时，他们已饥肠辘辘，疲惫不堪。

全国民主人士组织的一名成员兹比涅夫·斯蒂普科夫斯基和其他两名代表登上了第一辆汽车。汽车从外交部门前驶过，他们本以为自己会待在那里。最后，车子终于在一座庄严的大理石建筑前停了下来，衣着考究的俄国秘密警察卫兵在那里巡逻。

“这是哪座大酒店？”一名深受感动的代表问道。

“这是一座监狱。”斯蒂普科夫斯基告诉他。大门开了。汽车开进一个院子。院子四周都是围墙。围墙上开着窗户，窗口装着铁栅栏。

“但这不可能！”他天真的同志惊呼道。

波兰人下了车，被分别关进单人牢房。斯蒂普科夫斯基撕碎了那份授权他领导与伦敦波兰人和英美人士谈判的文件，然后开始往下吞咽纸片。尽管喉咙非常干，但他最终还是完成了这项任务。这时，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走了进来，冷冷地对他说：“把衣服脱下来！”他只脱下了大衣，摘下了帽子。那女人跺着脚说：“我告诉你——把衣服脱下来！”他把衬衣脱了。她又吼叫起来，于是他把短裤也脱了。在仔细全面地检查了他身体的每一部分以后，她问：“你有梅毒吗？”然后她离开了。

一个俄国秘密警察走了进来，把他衣服上的扣子全都剪掉，把帽子撕成两半，把大衣衬里撕开，又把鞋底撕下来。一个看守拿走了斯蒂普科夫斯基的戒指、手表和钱包，然后命令他穿好衣服。他被带到走廊上，来到另一间屋子。在那里，他又被搜查了一次。最后，他被带到了顶层，关进第九十九号牢房。这是一间深绿色的牢房，有一个小窗子，可以俯瞰昏暗的院子——这就是卢比安卡监狱。

“现在，这里就是你的家了。”看守说着锁上了门。

6

在决定让红军攻占柏林一事上，艾森豪威尔觉得自己抛开了政治因素，并始终强调这一决定是基于“纯军事”因素——即使在他实现了巴顿的预言，并且赢得了美国最高的政治宝座之后。但是事实上，他的动因恰恰相反。在1945年春天，影响这一决定的并不仅仅是德国战败这一军事因素，因为这几乎已是既成事实了。

艾森豪威尔的行动是由美国军事机构独有的演变过程所决定的。在战前，它是一支人数不多的高度职业化的队伍，只关心那些针对美国的军事威胁，而从不考虑政治联盟或政治友谊。军人们有意识地将自己与文职思想分割开来，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国家的军事安全。他们的工作就是准备防御未来的和现在的敌人。他们对外交政策的态度只基于这样一条原则：它对军事安全是有利还是有害？实际上，军人们只履行自己分内的传统职责，而不理会公众舆论或政治。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几个月中，他们保守而现实地评价了他们的长期目标，即在亚洲和欧洲建立力量的均衡。他们强烈建议总统要谨慎从事，避免同德国和日本断绝关系。与此同时，霍普金斯、伊克思(3)、摩根索和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都力劝罗斯福去援助英国。军人们一再地反对采取禁止贸易令，或任何可能导致双线作战的挑衅性行动。但罗斯福最终还是确信，只有进行干预才能拯救世界。所以，尽管军人们都建议不要采取“任何鲁莽的军事行动”，美国还是在1941年秋仓促卷进了对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