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日出”行动（第2/5页）

小格韦尔尼茨在法兰克福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1924年，他前往纽约。在那里，他从事国际银行业务，并成为一名美国公民。希特勒上台后，他将父亲的信念付诸了实践。他认为，在德国反纳粹分子同美国政府之间建立并保持密切的联系，是他的一项特殊使命。一些反纳粹分子领袖已经与他结识，并对他寄予信任。而他也感觉，如果能够说服杜勒斯相信这些人的诚意，那么，在推翻希特勒政权或以某种方式早日结束战争这一问题上，将迈出很大的一步。杜勒斯在伯尔尼设立办事处时，曾请求格韦尔尼茨为他工作。渐渐地，两人之间发展出了一种密切的合作关系。

帕尔里利向格韦尔尼茨介绍了意大利的局势。格韦尔尼茨礼貌地听着，但心中充满怀疑——这太离奇了——不过他说，如果帕尔里利还有具体的提议，那么他将再与他会晤一次。帕尔里利问，是否格韦尔尼茨本人或他的一个同事愿意直接和齐默尔或者多尔曼谈谈。

“可以安排一下。”格韦尔尼茨回答。会面结束了。

帕尔里利返回了意大利。沃尔夫本人第一次获悉与杜勒斯之间的接触。他决定放弃通过教皇或英国人进行谈判的努力，派多尔曼去了瑞士。3月3日，魏贝尔少校秘密把多尔曼和齐默尔带过基亚索边境，在那里，帕尔里利和胡斯曼博士会见了他们。让两人惊讶的是，多尔曼的表现是与他们平起平坐，而非身处一个哀求者的地位。在卢加诺的比安希饭店，他宣称，他期待与盟国谈判出一个“公正的和平”，以挫败共产党在意大利北部的野心。胡斯曼博士回答说，德国没本钱讨价还价，在战争结束之前幻想西方国家能够切断同苏联的联系，纯属愚蠢行为。

多尔曼认为这是讨厌而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说教，但是却侧耳倾听，未加评论。这时，胡斯曼说，德国唯一的希望是无条件投降。多尔曼唰地涨红了脸，跳了起来。“您的意思是叛国吗？”他叫道。很明显，对他来说，假如措辞正确的话，投降并不是叛国。他说，德国完全有本钱讨价还价，没有必要接受无条件投降。德国在意大利还有一支完整的军队未被击败，足足有一百万人。

“好好考虑一下，”胡斯曼说，“你们的局势已毫无希望可言。和你的朋友们谈谈。”

多尔曼不想通过一个中间人继续讨论下去，他希望杜勒斯的代表可以尽快到来。这个人——是保罗·布卢姆，而不是格韦尔尼茨——最后终于来了，但他也说只能是无条件投降。他还补充说，那些帮助结束敌对局面的善意的德国人将受到敬重。说着，他递给多尔曼一张纸，上面写着两位被监禁的意大利抵抗运动非共产党领导人的名字，费卢西奥·帕里和乌斯米阿尼少校。这整件事情让多尔曼想起了“小学生们聚会上玩的罚物游戏”，但是，他仍然毫无表情地问道：“这两个人怎么了？”

帕尔里利解释说，如果能释放这两个人，并将其秘密地从意大利带到瑞士的话，杜勒斯将认为这是友好的象征。简直太荒谬了：人们立刻就能认出帕里。尽管心怀疑虑，但多尔曼还是说，他将尽力而为。第二次会见就这样以友好的握手而结束了。

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并没有使沃尔夫像多尔曼那样强烈地感觉受到了侮辱；至少，谈判已经开始了，也许，在今后的协商中，会有体面一些的建议。释放两名重要的政治犯是另一回事。这是一次有勇无谋的冒险，可能会威胁到全盘的计划。不过，沃尔夫还是断定，这是打动杜勒斯的唯一办法。多尔曼建议他去瑞士：如果他作为党卫军驻意大利最高指挥官出现在那里，对美国人来说将很有分量。沃尔夫说他得考虑一下。这将极其危险，因为他在瑞士非常有名。

第二天，沃尔夫驱车前往凯塞林的司令部。他几乎将凯塞林当成自己的兄长，并希望这段友谊可以使他得到投降所需要的最终认可。他告诉这位陆军元帅，他已经在瑞士同美国人进行了接触，不过，他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名字。另外，他还暗示元帅，可以安排通过谈判缔结和平。凯塞林表现得非常谨慎，不过给沃尔夫的印象是，如果能够安排一个体面的和平，他会支持的。

次日，帕尔里利在加尔达湖畔会见了沃尔夫。他以杜勒斯的名义邀请沃尔夫参加将于3月8日在苏黎世召开的一次会议。沃尔夫接受了邀请。

这是一个多事的3月8日。雷马根大桥被攻占了，于是凯塞林被召回了柏林。他被解除了在意大利的职务，并被派往西线。当天早些时候，沃尔夫和多尔曼，以及帕里和乌斯米阿尼——那两名意大利游击队员——被魏贝尔的一个手下秘密地带到了瑞士，继而坐火车到了苏黎世。在那里，两名犯人被安置在了远郊的伊尔斯兰德医院的一个秘密房间里。无论是帕里还是乌斯米阿尼，此时都还茫然无知，为什么自己被从意大利的监狱里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