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战争与和平（第7/10页）

施伦堡“走漏消息”说，贝纳多特与希姆莱的谈判前景一片光明，因此，党卫军全国领袖有可能做成一件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拯救德国于灭顶之灾中。计谋奏效了。次日早上，2月18日，里宾特洛甫召见了克莱斯特。“贝纳多特伯爵正在城里，准备会见希姆莱。”他责备地宣布，并说希望尽快与伯爵谈谈。

在瑞典公使馆，克莱斯特碰巧在大厅遇到了贝纳多特，对方答应与里宾特洛甫见面。不过，在那之前，伯爵与卡尔滕布鲁纳和施伦堡有一个会面，是党卫军全国领袖定下的会面。希姆莱仍旧在等待着，想看看在自己行动之前，里宾特洛甫会做些什么。

贝纳多特被载往卡尔滕布鲁纳在柏林郊区奢华的住宅。伯爵既优雅又朴素，既天真又世故。他的父亲是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的兄弟。他潇洒地穿着自己非常有个性的红十字会制服，手里拿着一根似乎与生俱来的手杖。不过，在他最喜欢的一张照片上，他却穿着童子军短裤，精疲力竭地靠在一棵树上。一些朋友相信，他的美国夫人，从前的埃斯特尔·曼维尔，教会了他如何取笑自己。

对于眼下的使命，他格外称职。尽管他绝不是个知识分子，却有一种更为宝贵的品质：杰出的判断力。在谈判中，他从不妥协。他可以连续几小时进行谈判，而仍不失其出众的幽默感。而如果情势变得紧张，他便开始讲故事。不过，也许他最为可贵的优点是，单纯地渴望帮助不幸之人，以及坚定地相信几乎每一个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正直的，可以劝说其去做正确的事。

卡尔滕布鲁纳礼貌而略带冷淡地给客人奉上了切斯特菲尔德香烟和杜本内酒。伯爵态度自若地接了过来，心中暗忖，这肯定是从法国抢来的。卡尔滕布鲁纳冷冷地用质问的眼神盯着他，问他为什么想见希姆莱。在眼下这么关键的时刻，要安排这样一次会面非常困难。不能由他转达伯爵的消息吗？他又点燃了一根烟——他一天要抽四包烟。他那被尼古丁熏黄的相对短粗的手指让挑剔的施伦堡想起大猩猩的手指。

“你的行动是否有官方的指示？”卡尔滕布鲁纳问。

可以理解，贝纳多特想与希姆莱直接进行谈判，因此决定尽量少向他透露内情：“没有。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不仅瑞典政府，而且全体瑞典人民都赞同我刚刚简单陈述的观点。”

卡尔滕布鲁纳说，他痛惜当前的形势，希姆莱也是如此。希姆莱非常急于在两国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但是，为了防止破坏活动，必须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比如扣押人质。

“如果瑞典也被拉进反对德国的战争，”施伦堡指出，“这对德国来说将是极大的不幸。”伯爵立刻对间谍头子的绅士风度留下了很深印象，认为他更像一个英国贵族而非德国人。施伦堡同样也对伯爵印象深刻。他面前是一位在国际舞台上至高无上的人物，他的动机是毋庸置疑的。有了他作为联系人，也许，对北欧的安定特别感兴趣的瑞典，就可以被说服去调停德国与西方之间的和平。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可能性。

卡尔滕布鲁纳问贝纳多特，是否有什么具体的建议。伯爵建议，应该允许瑞典红十字会到集中营去工作。让他意外的是，卡尔滕布鲁纳不仅点头同意，并且还说，他“非常赞成”贝纳多特直接与党卫军全国领袖会面。一个小时之后，伯爵在外交部与里宾特洛甫谈起了话。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在听对方讲话：自从他在暖暖的炉火旁坐下，外交部长便滔滔不绝地演讲了起来。贝纳多特很好奇，想知道他能讲多久，于是偷偷按下了秒表。

里宾特洛甫首先论述了国家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区别。他假设，如果德国输了这场战争，不出六个月，俄国轰炸机便会飞临斯德哥尔摩上空，红军将枪杀所有皇族，包括伯爵本人。他从一个话题转移到另一个话题，鹦鹉学舌般一刻不停地重复着纳粹的陈词滥调——就像一张坏唱片，伯爵想。最后，里宾特洛甫宣称，在世之人中，对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毫无疑问是阿道夫·希特勒”。然后，他结束了讲话。贝纳多特按停了秒表，已经六十七分钟了。

次日，即2月19日，施伦堡驱车将贝纳多特送到了格布哈特医生的疗养院。盟国持续的空袭使这段行程险象丛生，对身患血友病的伯爵来说尤其如此。一个小伤口就可能致命。途中，施伦堡出乎意料地向伯爵吐露道，不能信任卡尔滕布鲁纳；而希姆莱则是一个软弱之人，总是被前一个与其交谈者影响。

在霍亨里亨，伯爵与格布哈特医生初次见面。医生忧郁地说，他的医院里住了八十个从东部来的难民儿童，他们因为冻伤或枪伤而不得不截肢。贝纳多特猜想这篇开场白是提前安排好的，目的是想利用他的同情心。接着，施伦堡把他介绍给了一个身穿党卫军制服却没有佩戴勋章的矮个子男人。这个男人有着一双纤细的小手，指甲修剪得非常整齐——这就是希姆莱。贝纳多特发现他非常和蔼可亲；当谈话出现冷场时，他甚至还会开个玩笑。在他的外表里，找不到一点残忍之处。他看上去很快活，只是每当提到元首的名字时，便会有些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