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东线潮涌（第9/11页）

重新上路后，尽管已经扔掉了很多东西，但背包却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了。一个人踉跄了几步，倒在地上。两个伙伴怕他会被枪毙，连忙扶起他，扔掉他的背包和毯子，拖着他继续往前走。不过，筋疲力尽的战俘们只是被拉上了车子。因为现在战俘和看守已经差不多了。看守们也都扔掉了背包。有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素来对战俘们很和善，现在，几乎是由两个美国人在抬着他走，而另一个美国人则背着他的枪。

上午十点左右，先头部队在距萨岗十八英里的一个村子停了下来，在三个谷仓里扎了营。落在后面的人们继续赶路，越来越多的人倒在路上，衣服都被大雪和汗水湿透了。通常，一个同伴会留下来替体力不支的人搓手取暖，直至救援车辆赶到。如果车上已经塞满了人，某个身体状况稍好些的就会下车，让出自己的位置。

下午三点，中营的战俘们抵达哈尔堡镇。再不休息，他们就寸步难行了。他们在刺骨的寒冷中等候，一名德国中士去寻找宿营地。最终，一位教士打开了一座可容纳五百人的路德教堂，接着又打开了停尸房、几间地下室和一所小学校。

一千五百人挤进了教堂，占据了从地下室的厕所到阳台的每一英寸空间。他们紧紧地挤在长凳上，谁都动弹不得；而其他人则睡在长凳下面的地板上。很快，这么多人身体的热量就让教堂里热得很不舒服。大家开始不断地挤向门口的浴盆，那里面盛着融化的雪水。黑暗之中，抢着去厕所的人更多。但是，要穿过这密密麻麻的人群实在太难了，那些病号还没走到门口就吐在了熟睡的伙伴身上。那些痢疾患者等不及了，拼命地挤进人群。没过几个小时，教堂里的气味便变得令人作呕。想睡觉的和推推搡搡要挤出去的争执起来，几乎酿成了一场恐慌。

突然，有人大喊一声：“安静！”是斯皮维上校。他穿着内衣站在讲坛旁，身边是年轻的丹尼尔牧师。

“如果再让我发现谁打架，”骚动终于平息之后，斯皮维说道，“就让他在外面的雪地里站一整夜。告诉你们，被推、被挤、被踩，甚至被吐在身上，要远远好于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现在，我们待在屋子里，而三个小时之前，我们还在户外，冻得要死。”他让大家帮助病号，礼貌对待紧挨着的伙伴，“如果你睡不着，就坐起来想想家里。如果你说不出什么好听的话，就闭上该死的嘴。晚安！”

年轻的牧师走上前来，柔声说道：“你们可曾想过，也许此刻是上帝正在考验我们的信仰？”然后他开始祈祷，请求上帝保护那些病号和疲惫的人。“给予我们必需的力量吧，让我们得以生存，向着自由与解放继续前进！阿门。”

人们平静了下来，大多数人都睡着了。

恰好在朱可夫针对柏林的主攻路线上，有另一队盟军战俘正在前进。八天前，他们离开了位于波兰什科肯的战俘营，此刻正接近德国边境以西二十英里的乌加滕村。这是一支不寻常的队伍：七十九个美国人，二百个意大利人，其中还包括在翁伯托国王投降后被俘的三十位老将军。战俘们的领导者是赫尔利·富勒，美国第二十八师的一名团长。他在阿登战役中被俘时，属下的一名士官曾说过：“德国佬肯定会为抓到赫尔利而感到后悔的。”从一开始，富勒就实践了这一预言。在东进(9)的第一天，就像是在指挥自己的部队一样，他突然命令大家停下休息，然后率先靠在了雪堆上。不知所措的看守们从富勒的上级们那里了解到，这个四十九岁的得克萨斯人非常难以对付。他对威胁视而不见，看守们不得不让他来领导队伍的前进。在过去的一周里，富勒一直在想方设法破坏这次向西的艰难撤离；他希望被俄国人解救。因此，现在他们才刚刚到达乌加滕村，否则早就应该渡过奥得河了。

德国翻译保罗·黑格尔中尉在一所学校里为战俘们找到了宿营地，并且给他们送来了食物。他曾经在纽约学习过银行业务，度过了将近五年愉快的时光。因此，他很亲美。“跟我们合作吧，”富勒对他说，“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再去美国。”

那天晚上，黑格尔在广播里听到戈培尔正在发表一则安抚人心的报道：虽然东部形势严峻，但我们绝无理由恐慌；元首的神奇武器即将臻于完美，俄国人将轻而易举被击退。然而，黑格尔刚刚关掉无线电，就清楚地听见了隆隆的炮火声。

次日拂晓，即1月29日，看守队队长马茨上尉听到不远处传来机枪的嗒嗒声，他断定，不被俄国人追上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战俘们丢下。他来到学校，把黑格尔喊醒，然后开始用德文写一张便条。大概七点钟，他把便条交给富勒。上面写道：“我们必须把这些美国军官丢下，因为俄国重型坦克已经突破防线，并且他们也无力再继续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