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东线潮涌（第8/11页）

我们认为，我们的战斗已经同样变成你们的战斗……我们邀请你们加入我们的行列，加入来自那些被共产主义者打垮、征服的东欧国家的上万名志愿者的队伍。那些东欧国家曾经必须做出抉择：是屈服于最残暴的亚洲统治，还是将来在欧洲理念中作为国家而存在？当然，那些理念，大部分是你们自己的理想……

请将你们的决定告知领队的军官，那么你们将享有和我国士兵同样的特权，因为我们期望你们能够分担他们的职责。这远远超越了一切国家的界限。今日的世界，正遭遇着东方与西方的战斗。我们要求诸位仔细思量。

是支持西方的文化，还是支持东方亚洲式的野蛮？

现在，做出你们的选择！

萨岗的战俘们的反应，与更东面的那些战俘刚好一样——也与希特勒的预期恰恰相同。没有人主动请缨。那些细心地把小册子装进行囊的人，只不过是想留作纪念，或是当作厕纸。

当晚，五个营区的大多数战俘都在为行军做着最后的准备。但是在南营里，却有大概五百人正在观看一场生动的演出：他们的小剧场作品——《你不能带走它》。演出厅是战俘们自行设计建造的，座席都是加拿大红十字会的木箱。票需要预订，价格是一块煤砖。脚灯和反射镜都是用大个的英国饼干罐做的。舞台两侧的上方甚至还有悬空的窄道，架着可以移动的聚光灯。自从2月份的首演之后，南营的战俘们创作了多出音乐杂耍、独幕剧，以及一些百老汇剧目，比如《首页……谈情说爱》，还有《客房服务》。当然，剧中的女性角色都是由男人们自愿扮演的。

大厅四角燃着的炉火只能稍稍缓解演出厅内的严寒，但是人们沉迷于考夫曼和哈尔特的喜剧之中，忘记了身体的不适。七点三十分，前门“砰”的一声打开了，C.G.“罗戈”·古德里奇上校，南营里的高级军官，穿着他手工刻制的木头鞋子“梆梆”地从座席间的通道上走到了台前。他身材矮壮，以前是名美国轰炸机驾驶员，后来在非洲上空跳伞时摔坏了脊梁。他刚登上舞台，厅里立刻一片寂然。

“看守们刚才来了，让我们在三十分钟内到前门集合，”他说，“收拾东西，整队！”

战俘们连忙赶回营房。他们换上干净的内衣、袜子以及最好的军装，彼此没有多说话。有些幸运儿还拿出了替换的鞋子。带不走的食物被狼吞虎咽地“干掉”。大家互相帮着穿上外套，背起背包，把毯子捆在肩上。哈罗德·德克尔中校用皮带把营区秘密电台捆在背上，耳机已经缝在帽子里了。其他人正在挖着坚硬的地面，如果冻得太硬，还得生火烘烤，好取出埋在下面的密码本、地图和钱。

各个营区里的战俘分别站成一队。大家互相检查，系紧背包，然后在寒风中站成一圈，双脚无意识地踏着拍子，等待着——自从入伍以来，他们早已习惯等待。寒风刺骨，没有面罩的那些人感到头疼。三十分钟之后——似乎足有几个小时——大概一百名看守紧紧地扯着十多只狂吠的警犬开始将战俘们赶出南营。当他们列队在西营和北营中间走过时，他们的战俘伙伴们向他们大喊“再见”“好运”。当这支两千人的长队终于跨出前门，冒着漫天暴雪向西走去时，已经是十点过几分了。

接下来出发的是西营。走出大门时，本已行囊沉重的人们又依次接过一个重达十一磅的红十字会的包裹。很多人只留下了像巧克力和沙丁鱼之类的特殊物品。很快，路边的沟渠里就丢满了食物。

中营里的高级军官德尔马·斯皮维上校告诉营里的战俘们，瓦纳曼将军将走在他们队伍的最前方，他希望大家服从德国人的一切命令。“只要万众一心，我们就能安然无恙。”斯皮维说道，并且警告大家不要试图逃跑。

由于已经上路的人们行进缓慢，所以直到将近1月28日凌晨四点，最后一支队伍才走出大门。

此时，走在这条八英里长的队伍最前端的人们已经精疲力竭；他们已经跋涉了大约六个小时。一阵狂风扬起，再加上足有两英尺厚的雪堆，让迈出的每一步都痛苦不堪。尽管如此，艾伯特·克拉克中校，这位1942年被击落的美国战斗机驾驶员，还是不愿丢掉他那两本厚重的德国报纸剪贴簿。他开玩笑说，如果谁能帮他搬书，就送谁一箱苏格兰威士忌。威利·兰福德中校信以为真，临时打造了一架雪橇，现在正拉着书在雪上走。包括克拉克在内的其他六个人轮流跟他换班，因为精明的兰福德把雪橇做得很大，上面放着他们全部的背包。

每隔几个小时，队伍就要停下来。人们在路上挤成一团，两腿伸直，就像坐在一个平底雪橇上。每个人都靠在后面的人身上。没人说话，也很少开玩笑。替换用的鞋子、衣服、纪念品——长期细心攒下来的——都丢在了路边，背包被重新整理了一番。一些人用珍藏已久的信件和日记生起了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