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批判（第6/7页）

所以，在批判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错误时，不是说批判者不会犯类似的错误，他们甚至会承认，如果自己身处伟人的处境时，可能会犯更大的错误。他作出批判，只是说他根据事物的联系发现了这些错误，并指出这些伟大的统帅原本可以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察觉这些错误。

这就是参照结果进行的判断，也就是根据事物的联系进行的判断。然而，如果只简单地拿结果来证明某些措施的对错，那么结果所起的作用将是负面的。这种判断，我们可以称为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

从表面上看，这种判断似乎没有任何价值，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如同拿破仑于1807年弗里德兰会战后迫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以及1805和1809年奥斯特利次和瓦格拉木会战后迫使弗兰茨皇帝媾和一样。1812年拿破仑挥师莫斯科时，一切完全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延续以往的胜利占领莫斯科以促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

如果拿破仑不能迫使亚历山大媾和，那么他除了撤兵别无他法，这样他就遭到了战略上的失败。我们不谈拿破仑为了抵达莫斯科做了什么，他是否错过了许多足以让亚历山大下决心媾和的机会；我们也不谈拿破仑在撤退时是怎样狼狈不堪的。但是问题依旧存在，因为就算拿破仑在进军莫斯科的过程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他依旧不能迫使亚历山大媾和。虽然在撤退时他的损失并不惨重，但莫斯科的军事行动也是战略上的大失败。

倘若双方于1812年签订了合约，那么这场战争就能跟奥斯特利茨、弗里德兰和瓦格拉木会战相提并论了。然而，如果这些会战没有取得签订和约的结果，那么拿破仑可能会遭遇1812年的惨败。所以，不管他多么努力，多么聪明，多么机智，但决定战争的命运问题依然如故。

难道人们依据1812年战局的失败，就能否定1805、1807和1809年的战局，或者认为这几次会战都是愚蠢之举，其胜利不是理所当然的？难道人们就因此认为1812年的结果是战略上理所当然的，是没得到幸运眷顾？这种看法非常勉强，这种判断非常武断，可能有一半的论述是毫无依据的。因为顺着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无人能看到战败的拿破仑的决心。

但是，我们不能说，1812年的战局应该跟前几次会战一样，取得丰硕的成果，之所以未能获得这种结果是由某种不合理的原因造成的。我们不能将亚历山大的顽强抵抗当成不合理的原因。

较为妥当的说法是，拿破仑在1805、1807和1809年对敌人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在1812年对敌人的判断是错误的。在1812年之前，他都做对了，但是1812年，他做错了。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结果这样明确无误地告诉了我们。

我们说过，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并非肯定的结果。那些无法肯定获得的东西，就只能依靠幸运或者命运（不管把它叫作什么）去获得。人们自然可以不依靠幸运，但是这只能针对某一具体场合，在具体场合，尽量不依靠命运或幸运，但这并不是说不确定性最少的场合总是最好的。倘若非要这么说，那就跟我们的理论观点相抵触了。在一些场合，最大的冒险反而表现了最大的智慧。

在只能依靠命运的情况下，当事人似乎既无功劳，又不用担负责任。尽管如此，在我们看到他的愿望实现时，就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当他的愿望落空时，又会倍感失落。我们以结果出发得出的对当事人正确与否的判断，正是我们这样一种感觉的表现。

不能否认，这种现象是由于有着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似乎依靠幸运获得的结果和当事人的天才之间有一种微妙的、不易看出的联系，而我们也非常乐意设想这种相互之间的联系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一个当事人经常获胜或者战败，我们就会对他的感觉逐渐加深进而变为固定，这就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佐证。从此我们也能发现，为什么幸运在战争中往往要比在赌博中高贵得多。对幸运的统帅，只要他们没有在别的方面影响我们对他的好感，那么我们会乐意考察他的事迹。

因此，在批判时，我们凭借智力分析、推测和论证一切后，如果那些深藏于事物之中的神秘联系依旧没能通过表露的现象表现出来，就只能依靠结果来说明。

对此，批判者一方面要维护这种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不让它遭遇粗暴意见的非难；另一方面则应把握好度，不要滥用这样的判断。

人的智力无法确定的东西只能根据结果来规划，并往往采用这种判断来确定精神力量及其作用。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依靠智力难以作出靠谱的判断；二是因为它们和人的意志的关系较为密切，容易影响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