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拉加苏之三（第3/5页）

要知道抗战中守城时间最长的衡阳保卫战，也不过打了47天。

远征军的阵地攻防对抗训练，这些训练付出的汗水，在缅甸丛林中结出了硕果。

如果按照陈鸣人等军官的说法，他们能够支撑下来，是因为孙立人将军在兰姆伽训练中，灌输给新38师官兵们的三条信念。这三条信念也成为新一军在缅北战场征战中的信条：“相信自己经过努力一定能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当陷入困境时，相信上级一定会来救援和帮助；面临危险时，相信本师友军一定会尽力前来营救。”

这是一个非常闪亮的，也让我们信服的回答。孙立人将军显然也为部下的忠诚而自豪，在到达台湾后将其写入了自己所著的练兵手册中。

但是，有一个可能被将领们忽略的事情。死死坚持这45天的，是那些最普通的中国士兵们。如孙立人将军那样的信条，也曾经在其他中国军队的军官中被信服的，但战场结果却大不一样。例如，张学良将军指挥的东北军，经过父子两代数十年经营，也有一个类似新一军的军官团。东北军在陕北和红军连续交手三次，三次大败，但他部下的高级军官堪称忠诚。第一仗劳山之战，第110师被歼，师长和参谋长双双战死；第二仗榆林桥之战，团长高福源负伤被俘，徐海东军团长因为他打得凶狠顽强竟然不相信能在活人里找到他；第三仗直罗镇一交手打垮了东北军两个团，东北军两个团长一个阵亡，一个自杀；第105师全军覆没的时候，师长牛元峰也自杀殉职。这么多忠诚的军官，怎么照样打败仗呢？榆林桥战役高团长2100名部下投降的达到1800名，而胡康谷口这一战，第112团唯一被俘的，只有一名美军顾问。看看这一点，答案也就有了。

图为缅北战场的野战医院。和日军的作战中，远征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

在不得人心的内战战场上，东北军的军官们对团队再忠诚，再信任，也没法改变士兵们的厌战。军心似箭，在缅甸的战场上，一旦中国人开始了回家的脚步，即便枪林弹雨也无法让他们再后退回去。远征军的军官们要打回故国，“归来夹道万人看，朵朵鲜花掷马前”，远征军的普通战士们同样要打回故国，那里有他们衰老的爹和娘，有满山遍野的大豆和高粱。

上下同欲者胜。想来，这就是新平洋之战与陕北之战结果不同最重要的原因。

相信柏特诺的判断，史迪威自然要压制中国将领。他站在完全支持柏特诺的立场上，和中国将军们大吵一场。在史迪威眼里，至少到这个时候仍然对中国高级军官非常不信任，认为他们基本都是无能的贪污分子，根本就不相信他们的军事才能——唯一的例外是孙立人，这个毫无谄媚的将军经常对着史迪威用英语厉声争辩，而史迪威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将军理解自己的意图则用中文大喊大叫，构成了远征军司令部的一个奇景。

不过，正是这个孙立人很快拿出了更为可靠的证据支持中方的结论：11月13日，前线部队击毙一名日军军官，缴获了他携带的背囊，其中的文件证明，当面日军番号与中国军队的判断完全符合，还要多一个工兵大队。

日军是不可能专门弄这样一个假情报来帮孙立人吵架的。这个时候史迪威表现出了一个优秀将领的样子。随着孙立人拿出有利的证据，史迪威立即重新思考自己的结论。他的结论是：我到前线去，到拉加苏（“李家寨”已经被包围，进不去）自己去看。

这一点，史迪威就强过柏特诺许多，柏特诺和孙立人吵了十几天，也没有想到上前线去看看。

孙立人也没上前线去看，他忙着跟柏特诺吵架呢。但是，他11月10日一接到陈鸣人报告，说在临滨附近和日军交战，日军居然升起一只艇型气球来指挥炮兵作战，孙立即觉得情况不对：这是日军炮兵只有大队以上级别部队，才会使用的炮兵指挥装备啊。

日军炮兵用于指示目标的气球，曾用于新平洋前线。

史迪威没有记下自己到拉加苏的时间，但以他雷厉风行的特点，应该不晚于11月下旬。看到实情的史迪威随即下令远征军全军东进，支援第112团的作战。远征军的归国之战，终于从前哨战发展成了全线反击。

此时的远征军驻印度部队，力量已经得到较好的补充。从缅甸撤退到印度的原杜聿明部不过万人，编为两个师尚不满员。从1943年起，中国不断从国内派遣部队，飞越喜马拉雅山前往印度补充远征军部队。从史迪威的角度来说，他很看重自己“中印缅战区参谋长”的位置，时刻期待着督促中国军队从大陆反攻日本。史迪威认为，如果用中国的两百个师发动这样一个反攻，可以让日本腹背受敌，承担至少一半太平洋战场上美军的作战压力。但是，史迪威也明白，如果没有充足的外来补给，以当时中国落后的经济条件和工业水平，根本没有力量发动反攻。所以，他推动美国国会不惜血本出资充实在印度的中国远征军，为其提供精良的武器和物资，以便尽快打通中印公路，将外援物资运进中国。而从蒋介石的角度，他认为可以依靠美援武装和训练，为自己建立一支精锐的军队。这等快事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国民政府也对此大开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