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骨丹心 ——沙场内外的董其武将军（第2/5页）

原来，董其武的这个外号，来源很早，起源于太原学兵团时代。1919年，阎锡山在太原创办自己的黄埔军校——“斌业学兵团”，培养自己的军事干部。但是，阎锡山其人，素有心地狭隘、目光略短的毛病，所以他的干部学员多半是“会讲五台话，就把洋刀挎”的山西土财主子弟。但其中，却有一人凌然独立，与众不同，这就是董其武。董家世贫寒，但受其开办私塾的舅父影响，少年即有从军救国之志，听说学兵团招考，即步行数百里前来报考。在成群的纨绔子弟中，董一身布衣，却凛然有威，如同鹤立鸡群，引来上下无数目光，但董安之若素。及至发榜，第一名就是——董其武。

一时众人纷纷以评书《说岳全传》中的岳飞目之，“董武穆”的名声不胫而走。

“董武穆”的名声可不是纸上谈兵。就在忻口会战中，董其武曾亲率218旅渡过云中河，以一个八路式的穿插钻到了坂垣的背后，倒挂金钩奇袭日军在河北旧村的前线指挥所，一举将其攻占，令坂垣中央突破的尖刀没了握把，是忻口战役中中国军队少有的主动攻击战例。董其武将军也在此战中臂部负伤。忻口一战，中国军队阵亡一个军长（郝梦龄）、一个师长（刘家祺）、一个旅长（郑廷珍），负伤一个师长（李仙洲）、两个旅长（于镇河、董其武），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

“董武穆”怎么会学义和团来刀枪不入呢？如果坂垣知道对方是董其武，肯定明白这一仗决非想象中那么好打。

的确，董其武这一仗确实用了圈套。城墙上的旗子是真的，士兵，则只是城垛子上扣军帽而已。他在城上基本没放兵力，而把主阵地放在了城墙外面的开阔地，让坂垣的重炮统统变成了礼花炮。

董武穆用这一计，固然是因为中国军界自古崇尚智谋型将领，也是出于无奈，他的兵太少了。

日军占领太原

其实，傅作义确实可称名将，他在奉命防守太原的时候，摆了个奇怪的阵势。东城和南城外的日军，到得早，兵力多。傅作义却只放了杨维垣旅的新兵壮丁，把两员大将董其武的二一八旅和孙岚峰的二一二旅分别放在了北城和西城，各负责一面城墙的防守。这两个旅也是傅作义三十五军的看家本钱了。如果日军对东南两面发动攻击，太原必破无疑。这个怪阵就表现了傅作义对日军的心思摸得极准，坂垣在忻口吃了亏肯定要找面子，所以从北面来的坂垣一定会猛攻西城、北城。而坂垣在日军中人缘很好，其他日军将领一定不会和他争功，仗打起来东面南面压力会小得多。从此战的进程看，傅作义堪称料敌如神。

其实中国当时不缺优秀的将领，比如白崇禧，武汉会战中部署了一个又一个口袋阵，日军就一个一个地钻，结果每次都以国军口袋被钻破告终。

尽管西城、北城是主力，傅作义的兵力也捉襟见肘，其中董其武的情况更为严重，因为他的一个主力团李思温团还要负责防守太原兵工厂，要一天以后才能回到太原，剩下的兵力实在不敷使用。

怎样度过这一天的血战呢？董其武不动声色，就使出了这招“真假义和团”，坂垣果然上当。

董其武在太原摆疑兵阵的传奇流传不广，因为这一仗打得最终还是比较窝囊，不但丢了太原，而且三十五军损失惨重，几乎把番号打光。董其武的大将风度，在这一战中没有得到充分表现。真正体现“董武穆”形象的，萨觉得应该说是乌加河血战。

二、血染乌加河

乌加河阻击战，堪称1940年五原战役中最艰苦的一战。其时傅部经过精心准备，以重兵成功突入五原城，但守城日伪军拼死巷战，疯狂反击，一度几乎把攻入城中的傅军打出城去。傅部攻城前敌总指挥袁庆荣将军都负了伤，双方一时胶着。此时，发现五原被围，日军驻蒙军司令竹下义晴中将，迅速从包头等地抽调大批兵力，以战车开道火速来援。董其武率一〇一师死守乌加河（日军记为“五加河”），战斗从3月20日夜间董部奇袭河上的日军守桥哨所开始，一直打到22日五原日军全军覆没。敌增援部队始终无法突破河防，日军一直到26日才“爬”到五原，然风声鹤唳之下终不敢久留，为城内日军收尸之后随即撤退。绥西会战以中方的胜利而告终。

如果观看日军的援兵，其数量和质量都堪称惊人。此战，日军驻蒙军司令部先后调集骑兵第十三、第十四联队，独立步兵第十三联队救援五原，并以航空第六十战队出击猛轰中国军队阵地。这两个骑兵联队，实际都是摩托化部队，分别在1939年10月和1940年1月完成了机械化改装，因此战斗力很强。事后才知道此战日军如此积极，不但因为五原为绥西重镇，还有一个原因是第八战区此战还围住了一百多名日本矿业专家，就是日本的“帝国蒙疆矿业调查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