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谜团（第13/14页）

“这是一个精神不正常者的个人行为！”卡伯特怒气冲冲地大声说。

“不全是这样，长官。手枪打中的那个人的确如你所说，但第一个死难者是被两颗橡皮子弹从二十几码以外枪杀的——两颗子弹由同一支单发步枪里射出来。真是令人不寒而栗，这决不是意外。”

“你们确定他已经死了吗？”奥尔登问。

“我妻子是医生，从电视上看她觉得这个人死了。他的身体一阵抽搐，而后软瘫下来，看来恐怕是因头部重伤而死。他们总不能说此人绊了一跤，摔倒在路边吧。这么一来情况就完全变了。如果巴勒斯坦人聪明的话，就会下双重赌注。他们会坚持这种战术，等候世界做出反应。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就决不会输掉，”杰克下了结论。

“我同意瑞安的见解，”奥尔登说。“今天晚饭以前联合国一定会通过决议。我们还得随声附和，那就等于告诉阿拉伯人非暴力手段这支武器比石块更有效。以色列人会说些什么呢？他们会做怎样的反应呢？”

奥尔登很清楚答案是什么。他就是要启发情报局局长，所以瑞安接过来回答：“首先他们会拖延时间、保持沉默。他们现在恐怕正在为没能中途截获录像带痛悔自责呢，不过现在悔悟有点迟了。这次事件几乎可以确定是未经预谋的意外——我的意思是说以色列政府和我们一样大吃一惊——否则肯定早已抓住那名摄影记者了。现在他们恐怕正在挑那位警察队长的大脑毛病，午饭之前他们就会对外说他疯了——见鬼，他恐怕真是疯了——这次行动是他的个人行为。可以预料得到他们将会控制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但是——”

“那没有用，”奥尔登插话道。“总统九点之前必须对此发表讲话，我们总不能称此为‘悲剧性的意外’。这是一名政府官员对一个手无寸铁的示威者的残忍谋杀。”

“你瞧，查理，这不过是一次个人造成的意外，”卡伯特局长还是这样说。

“或许是这样，然而五年前我已然料到有今天了，”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站起身，走到窗边。“马库斯，以往三十年间凝聚以色列人的惟一支柱就是阿拉伯人做的蠢事。要么是阿拉伯人从未意识到以色列的合法性基于道德地位，要么是他们不知道如何来利用这件事。以色列目前面临着一个毫无胜算的伦理矛盾。如果他们确实讲民主，尊重公民权利，那么他们就必须赋予阿拉伯人更广泛的权利。但那将意味着损害自家政治的完整性，而他们的政治完整性依赖的是缓和犹太教中的极端主义分子——而且那些人根本不关心阿拉伯人的权利，是不是？但是如果他们向宗教狂热分子让步，试图掩盖事实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再是民主国家，那会危害到美国对他们的政治支持，没有美国的支持他们在经济上、军事上都无法生存。我们同样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我们支持以色列人的前提是他们政治上的合理性，是他们可以发挥自由民主国家的作用，可是这个合理性刚刚烟消云散了。如果一个政府警察杀害了手无寸铁的百姓，那这个国家就不存在合理性，马库斯。我们再也不能支持做出这种事来的以色列，就像我们不能支持索摩查Luis Somoza（1922—67），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三年任尼加拉瓜总统。、马科斯Ferdinand Edralin Marcos（1917—89），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八六年任菲律宾总统。或者其他平庸的独裁者——”

“你说到哪里去了，查理！以色列并不是——”

“我知道，马库斯。他们不是独裁政府，他们确实不是。但证明这一点的惟一途径是他们必须改变自己的做法，真正做到行动与口口声声宣传的形象相一致。如果他们在此事上拒绝合作的话，马库斯，他们就死定了。他们会动用美国国会的院外集团来影响美国的政策，但是他们将会发现，那些人不再支持他们了。如果事态真走到那一步的话，就会让我们的政府比现在更加为难，我们将要面临一个抉择，有必要公开和他们断绝关系，可我们又不能这样做。必须另找一条出路。”奥尔登由窗口转身回来。“瑞安，实施你们想法的时机成熟了。我来做总统和国务院的工作。我们帮以色列摆脱这件事的惟一方法是策划某种能起作用的和平计划。给你在乔治敦的朋友打个电话，告诉他是行动的时候了。就把它叫做朝圣计划吧。明天早晨以前我要见到草案，陈述我们要进行的计划以及打算怎样行动。”

“要得太快了吧，先生，”瑞安说。

“那么别让我再耽搁你，杰克。如果我们不迅速行动的话，只有上帝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你认识国务院的斯科特·阿德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