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解不开的古物迷踪是历史的宣言（第3/12页）

隋唐时，“传国玉玺”仍为统治者至宝。五代朱温篡唐后，玉玺又遭厄运，后唐废帝李从珂被契丹击败，持玉玺登楼自焚，玉玺至今下落不明。

由于历代统治者极力宣扬获得传国玉玺是“天命所归”“祥瑞之兆”，自宋代起，真假传国玺屡有发生。如宋绍圣三年（1096），咸阳人段义称修房舍时从地下掘得的“色绿如蓝，温润而泽”，“背螭钮五盘”的玉印，经翰林学士蔡京等13名官员“考证”，认定是“真秦制传国玺”的玉印。然而，据后世人考证，这是蔡京等人为欺骗皇帝玩的把戏。

明弘治十三年（1500），户县毛志学在泥河里得玉玺，由陕西巡抚熊羽中呈献孝宗皇帝。相传元末由元顺帝带入沙漠的传国玺，曾被后金太宗皇太极访得，皇太极因而改国号“金”为“清”。清初故宫藏玉玺39方，其中被称为传国玉玺者，却被乾隆皇帝看作赝品，可见传国玉玺的真真假假实难确定。

又据说真正的传国玉玺在明灭元时被元将带到了漠北。明朝初，明太祖派徐达到漠北，追击蒙古朝廷，以期得到传国玺，这是历史上最后有关传国玉玺的记载，但明太祖最终还是空手而归。

塞外彩色陶罐来自何方

在乌鲁木齐南郊乌拉泊水库旁的一座古墓里，曾出土了一件彩色单耳小陶罐。

这个陶罐高14.8厘米，口径9.5厘米，底径5.5厘米，敞口短颈，鼓腹圆底，在颈腹间还有一宽带状的单耳。陶罐为手制，外涂一层土红色的陶衣，陶衣上通体涂绘暗红色的花纹。陶罐颈部是上下两排三角形花纹，腹部为上下两个三角形花纹演变而成的勾连的涡卷纹，耳柄上绘有斜纹方格网状纹，口沿内壁还绘一圈带纹。整个陶罐制作精巧，色泽艳丽，纹饰醒目，是一件美丽的原始艺术品。

令人惊异的是，在哈密哈拉墩地区和乌鲁木齐南山阿拉沟地区的古墓中，也发现了同样的陶罐。于是人们不禁要问，这是古代哪个民族创造的艺术品？陶器上彩绘三角纹、涡卷纹的花纹表现了什么？这些问题至今还不得其解。但在专家学者长期的研究中人们发现，这些彩色的陶罐应该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关系。

其实，新疆地区在很早以前就跟中原王朝有联系了。

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有记载，说周穆王曾西巡昆仑，会见西王母。这个故事应该是中原王朝与当时的新疆地区有接触的最早记录。新疆境内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陶器，其中不少彩陶的图案纹饰与中原内地同期出土的陶器图案纹饰相同或相近似。距今3000年前，新疆出土的彩陶三角形纹、涡纹、弦纹的绘制和诸如陶豆一类器形，说明甘肃和内地彩陶艺术已影响到新疆彩陶文化的发展。

两汉时，汉武帝统一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于是东西方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促使西域文化空前繁荣发展。在尼雅遗址出土的锦被上写有“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的小篆汉字和纹样，出土的锦袋上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篆书文字。这些文物都揭示了汉、晋时期尼雅与中原王朝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唐代时，岑参、骆宾王、洪亮吉等诗人都曾写过脍炙人口、久传不衰的“边塞诗”，说明当时的文学之士也已经开始与西域有所联系。

到清代，清王朝对新疆进行统一，大批内地汉族军民进入新疆北路屯戍落户，在乌鲁木齐巴里坤、奇台一带，汉族文化成为当地文化的主体。纪晓岚、林则徐、戴澜、刘锷等都曾被谪来疆，在新疆还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

由此看来，塞外彩色陶罐很有可能是在中原文化、内地彩陶艺术的影响下制作出来的。

汉代帝王为什么要穿金缕玉衣下葬

据《西京杂志》记载，汉代帝王下葬都用“珠襦玉匣”，形如铠甲，用金丝连接。所谓“珠襦玉匣”，就是金缕玉衣。因身份地位的不同，金缕玉衣连缀玉片所用缕丝的材质也有金缕、银缕、铜缕和丝缕的差别。由于金缕玉衣象征着帝王、贵族的身份，所以对其制作工艺的要求非常严格。

汉代的统治者还设立了专门从事玉衣制作的“东园”。制作玉衣时，所用的玉料要经过开料、锯片、磨光及钻孔等程序，再把玉片按照人体的不同部分设计成不同的大小和形状，有正方形、长方形、半月形、三角形等，大的有9平方厘米，小的还不到1平方厘米。然后用金线穿过这些玉片四角的小孔，将所有玉片连缀在一起。按照2000多年前的生产力水平，制作一件中等型号的玉衣所需的费用相当于当时一百户中等人家的家产总和。就拿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来说，刘胜玉衣全长1.88米，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1100克；窦绾玉衣比较短小，也用了2160片玉片，金丝700克。刘胜的一件玉衣，就是由上百个工匠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的，所费的人力和物力是十分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