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太理想，手下太吃亏（第2/2页）

有理想的人，常常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比如晁盖打劫生辰纲后被朝廷追查时毁家烧院。但完成自己的追求，仅仅靠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还不够。显然，晁盖不够的因素很多，这些因素，我们留待宋江夺权时再详细探讨。

在丰子恺先生看来，世人所过，不外三种生活。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

其实就精神生活来说，还可以推而广之。比如说，有人不自由毋宁死，同样是精神生活之一种，而且风险更大，成本更高。晁盖同学作为一方庄园之主，对精神生活的要求甚于对物质生活的要求，这在上文已略作说明。

希望自己活在精神世界的人，都是吃饱了撑着的时候才去干的人，所以他们永远是社会的边缘群体，因为成本太大。

作为孔武有力的庄园主，晁盖更容易被边缘化。因为像他这种出身有产阶级的同学，想实现自己的精神追求，维护社会正义，往往通过科举入仕的办法，去主政一方。但综合观察晁盖同学的表现，很抱歉，他很可能是一个应试教育的低能儿，并且最擅长的是打架，这就决定了他精神追求的路径不同于一般知识分子。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孔武有力的社会群体，往往不追求什么精神生活，他们更喜欢专注于收保费、抢劫、恐吓等想法比较单一的问题。

从内心特征上看，晁盖是一个有知识分子情怀的人。从身体特征看，晁盖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流氓分子。显然，晁盖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没有兴趣，那么绿林集团呢？

革命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在一起的。晁盖和打家劫舍的流氓分子只有身体特征上的相似性，就心理特征来看，他和他们格格不入。

比如打劫生辰纲，对晁盖来说是维护社会正义，用民间的暴力抗击贪官的嚣张气焰。但对他那些无产阶级的兄弟而言，他们对贪官的气焰不感兴趣，他们更关注生辰纲本身。

晁盖出于维护社会正义的目的，对打劫生辰纲一事摩拳擦掌。

这些无产阶级兄弟出于生存，以及自己的智商和身体优势考虑，也开始蠢蠢欲动。

革命，有时候就这样走在了一起。

现在，我们把这些革命者的具体动机放在显微镜下，去捕捉一下，勿谓言之不预。

刘唐：“今年（梁中书）又收买十万金珠宝贝，早晚安排起程，要赶这六月十五日生辰。小弟想此一套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难？”

这话本是说给晁盖听的，但吴用有机会共享之后，拍手叫道：“此一事却好。只是一件：人多不得，人少又做不得；宅上空有许多庄客，一个也用不得。如今只有保正，刘兄，小生三人，这件事如何团弄？便是保正与刘兄十分了得，也担负不下。这段事，须得七八个好汉方可，多也无用。”

在吴用的策划下，阮家三兄弟进入晁盖等革命者的视野：“我寻思起来，有三个人义胆包身，武艺出众，敢赴汤蹈火，同死同生。只除非得这三个人，方才完得这件事。”

这三位兄弟对打劫致富充满了向往，试看他们在吴用面前的表现。

阮小五道：“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

因为自然灾害少，天和地的恐惧感要远远小于官司这种人祸的危险，但小五依然不怕官司，因为他希望全面改善自己的衣食住行。

阮小二道：“如今该管官司没甚分晓，一片糊涂！千万犯了迷天大罪的倒都没事！我兄弟们不能快活，若是但有肯带挈我们的，也去了罢。”

小二就更厉害了，他对天地毫无兴趣，而且对大宋的政治生态有着非常准确的观察，既然没有公理和正义，何不去违法犯罪，快活生活！

面对两个同志的思想觉悟，吴用微微地笑了起来，此时，阮家兄弟不但有发财致富的决心，还有怀才不遇的感受，最终，阮小七跳起来道：“一世的指望，今日还了愿心！正是挠着我痒处，我们几时去？”

三个无产阶级兄弟在吴用同学的启发下，对打劫生辰纲这个项目充满了工作动力。

至于公孙胜，他本是学道之人，关心起抢劫生辰纲这样的大事来，还打着要给晁盖送见面礼的方式，你相信他是一个真诚的人吗？

他们关心的都是发财，单单晁盖关心的是正义，这群实用主义者能跟晁盖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