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2/3页）

11月20日，徐世昌致唐绍仪一电，把不久前冯段相争，最后相约下野，请他出来收拾时局的经过和盘托出，希望唐竭力促进南北和平。唐回电强调南北必需对等议和，代表人数必需相等，谈判必需公开。唐的回电中，称徐为“菊人兄”，徐接唐电，赌气不理他，乃要钱能训代为回电，唐接钱电大为不满，认为徐在摆伪总统的臭架子，不念老朋友交情。

和谈问题的先决条件，是参加人数和地点。段派认为北方是正统，所以和谈应以北方为主体。代表人数北方要多，地点也由北方决定。南方则认为要谈就要在平等地位上谈。

徐世昌和钱能训在段派的压力下，不得不力图避去对等讲和的形式，苏督李纯主张和谈地点在南京，徐钱即以此向南方提出，同时主张会议的名称不叫南北和会而叫善后会议。

李纯则建议称为南京和平善后会议。

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经常与南方岑春煊、陆荣廷两人互通电报，彼此互称先生。南方军政府也承认钱内阁是北方的事实内阁。不过西南也有反对和平妥协的一派，国民党元老谭人凤就在漳州发出一个激烈反对的电报，同时有人在广州组织护法联合会，反对桂系包办和议。

11月23日岑春煊致电熊希龄，反对避去对等议和的形式。30日岑春煊等军政府七总裁联名致徐世昌电中，主张在上海租界内举行南北对等的和平会议。理由是：和谈应该在中立地带，上海租界是名符其实的中立地带，举行和议，可以避免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钱又代表徐复电说：南京和上海同为国家领土，在国家领土上谈不到有中立地带，故仍以南京为和议地点为宜。不过和议代表双方可各占十人。至于对等议和的形式也难接受，辛亥年南北有两个不同的国体，现在则不然，所以不能相提并论。12月5日徐回答七总裁说，他对于会议的有关问题全没有成见，已交由国务院研究答复。

12月24日，唐继尧建议仿照辛亥年成例，在上海举行南北和谈，双方各派同等代表人数，南方代表人选由军政府主持选派，北方代表人选由徐菊老主持选派。

北方对和谈问题步调和态度都是不一致的，徐世昌和钱能训之所以坚持在南京开会，以及不用南北会议的名称，是力求避免主战派有所借口，而不利于和议的进行。

至于北方议和的总代表，徐世昌本属意于梁士诒，曹锟一系的人坚决反对，后来又属意于李纯，皖系也坚决反对。皖系希望以北京为开会地点，以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为总代表，这当然离题太远了，王揖唐是安福国会的议长，以他为议和总代表，就是表示北京拒绝讨论国会问题的一种姿态。

这时还有一种折衷的意见，是建议以汉口为议和地点。

奔走和谈的人愈来愈多，连复辟的祸首康有为也发出文电，呼：“菊人总统兄”，“干臣（钱的字）同年兄。”

梁士诒在香港未北返时，曾和唐绍仪晤谈，当时也曾谈到北方议和总代表的人选，唐表示如果梁不能担任，则以朱启钤为宜。因此北方最后决定以朱启钤为议和总代表。

12月2日美、英、法、意、日五国公使一同到总统府提出和平劝告的正式文件，同时另一副本训令五国驻广州领事，向军政府投送。

五国劝告给徐世昌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在北方可以吓阻主战派的反对，在南方亦有迫和的作用。12月3日，就是五国劝告的第二天，徐世昌邀段祺瑞、曹锟、张作霖、张怀芝、王占元、倪嗣冲、孟恩远以及全体阁员到总统府开特别会议。徐把五国劝告的咨文给大家看，问大家意见，将军们这一天倒表现得十分合作，一致表示愿服从总统命令。于是徐世昌宣布，关于议和地点拟同意南方的要求，在上海开会。竟也得到与会人士的赞同。最后，徐世昌请与会人士疏通安福国会通过钱内阁，大家也唯唯诺诺。

12月6日，五国银行团以盐税余款450万元交给北京政府以维持军政开支，这当然是给徐世昌以支持，同时五国公使郑重表示，更大数目的善后借款，需要在中国南北统一以后才能实现。

12月14日众议院投票同意钱内阁，18日参议院也同意钱内阁，这是北洋老政客徐世昌对北洋军阀斗争中的一大胜利，这种胜利是黎元洪和冯国璋所未曾享受过的。12月20日徐以大总统明令发表特任钱能训为国务总理。

民国8年1月11日发表阁员名单：

内务总长钱能训兼

外交总长陆徵祥蝉联

海军总长刘冠雄蝉联

交通总长曹汝霖蝉联

司法总长朱深蝉联

教育总长傅增湘蝉联

陆军总长靳云鹏新任

财政总长龚心湛新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