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七、清廷最后的挣扎（第3/3页）

除了安置徐世昌为军咨府大臣外，并且从汉口调回来冯国璋。当时冯国璋是荫昌下面的第一军总统，这个第一军是一个战斗编制，为了对南方革命军作战编组的，下辖第六镇（统制李纯）、第二镇的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第四镇的第八协（协统陈光远）。袁调冯国璋回北京，派冯为禁卫军军统，以切实掌握禁卫军军权。同时调第二军总统段祺瑞署理湖广总督兼统冯国璋的第一军，驻节孝感，全权主持前线和革命军作战任务。此外袁并把自己带进北京的卫队编为拱卫军，派段芝贵为拱卫军统领，负责北京城内的护卫责任，而把原来的禁卫军调到北京城外驻扎。

袁组成责任内阁，曾公开发表他的政见于《时报》，他说：“中国数百年来号称专制，其实即专制亦不完全，致民人不知尊敬政府，民人亦不明白政府应担责任。现在所以鼓动人民，而民人乐从者，无非曰不纳税、无政府耳。此亦由国无责任政府，数百年于兹之故。

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张民主共和，一种主张君主立宪。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榜之共和主义，真为民人所主持者也？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故欲设立坚固政府，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不当取决于少数。

上所陈外又各有利益，各有意见，学界、军界、绅界、商界各发议论，若任其处处各为一小团体，则意见不能融洽，或且发生瓜分之祸矣。

清政府现在虽无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颁明宪法信条十九条，大权将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而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之计。

余爱中国之民，较之共和党人主持急进者，有过之无不及。故我所兢兢者在改革之实行。明知所担责任宏大，顾余非为名誉权利起见，似欲为中国恢复秩序，意在有益于中国，使无波折耳。

故余仍望和议有成，凡民人意在保全中国者，务使其各党满意，恢复和平，建设一坚固之政府。余知国民意见明通，当不愿目睹其本国之破坏，故欲进共和党人与之筹议方略，使终战局，破除各种情意睽隔，而将从前种种不便于民者一概除去。

至各省纷纷独立，余视之与和议亦不甚睽隔，当时政府之权力，既不能行于各省省会，其省会中必有数人宣布近于独立之政体，其实非全然独立，有数省权尚在保守派之手，则迹近中立耳。其题目在推翻专制，其目的在保守治安，保护人民财产，愈言共和，愈见中立。故余拟召集各省之人民，以研究此中国究应为何等政体之大问题。此问题既如此重大，故凡事应心平气和论之，不可靠一时之热忱。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

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于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故为中国计，须立刻设立坚固之政府，迟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险。余愿进步党人思邦国应至何等地步，与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处置妥当也。

余之志愿既如是宏大，必有误解余意者，或且受四方之攻击，事非不知之，顾余不因稍受波折，遂变更余最高应当之职，盖余之作为，为完全保护中国免于分裂也。”

袁从归隐洹上到临危受命，再度出山，对他一生来说，是一个大转捩点。这一转捩对他亦好亦坏，他有过人的才智，一定可以使他把握这个千古未有的大变局，何况他在中外人士印象中，是一个亦新亦旧，半新半旧，可新可旧的人物，他掌握了北洋军系的实力。因此，对于清廷和革命党双方，他都是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重要人物。

人的际遇很微妙，袁在这以前只是一个没落王朝中的一个权臣，若清王朝继续存在，他的功业最多也不过可望曾、左、胡、李，虽然他有野心，他也无法篡位；如今他置身于清王朝危亡的大变局中，这便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可以无止境地发挥他的野心。天下事往往是这么微妙，一个人的际遇就是这么难以逆料。袁因为有太大的野心，因此使他一念之误而落得千古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