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五、拔大树（第2/4页）

袁世凯和徐世昌串演的一幕双簧，袁的条件是真的，徐的气愤是假的，袁的用意是利用革命党对付清朝，再留着清朝对付革命党，自己有北洋军为本钱，坐收渔人之利。袁的条件等于把清朝的军事和政治大权都拿过来，在清朝政府不答应以前，他落得于“在黄鹤楼上看翻船”。

袁敢这样“作状”，自然是有恃而无恐，因为清廷在这时候，是非倚赖北洋军不可了。

清廷自武昌起义后，已经完全明了局势的严重，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只好用软功来缓和革命力量的膨胀，不敢用高压的流血手段来镇压。因此八月廿九日下了一道上谕给各省督抚转谕军民：“从乱者不咎既往，倘搜获名册，亦当立予销毁。”清廷的怀柔，比起袁世凯的六个条件当然差得多，袁的条件从徐世昌口中宣布后，清廷要员都不赞成，照袁的条件，不但奕劻的内阁总理大臣做不成，就连摄政王也干不下去。

袁世凯算定了清政府不会一口气接受了他所提出条件，于是他便暗中命令北洋军将领按兵不动，不听荫昌的指挥。

荫昌南下后，北洋军全部停留在信阳和孝感之间，兵车阻塞不通。自八月下旬到九月初，荫昌的号令完全不行，只落得在孝感满头大汗，跳着脚骂人。而一省一省的独立，就像传染病蔓延得那么可怕，革命的声势一天大过一天，北方各省也酝酿着要学习南方诸省。

辛亥年九月初四日，革命军在汉口发动攻势，进展到三道桥，惊慌失措的清廷，不得不向袁更让一大步，九月六日解除了荫昌的督帅职务，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冯国璋的第一军和段祺瑞的第二军（这时第二军分布在武胜关一带，为后援部队），以及水陆各军。

袁世凯再起了，就在他的新命发表的这一天，北洋各军奉到袁的秘密指示，要拿点颜色给革命军看看，于是汉口的革命军便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的进攻。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张景良通敌。张原任清军第廿九标标统，武昌起义后被推为都督府临时参谋长，但他对革命事业没有信心，曾劝黎元洪弃职潜逃，被革命军发觉本应处以死刑。因蔡济民等是张的旧部，极力为之开脱，并推荐他为前敌总指挥，叫他戴罪立功。他怀恨在心，九月六日北洋军发动攻势时，张竟派人放火焚烧弹药辎重库，军心因而大乱，北洋军乘势占领了汉口的大智门。

袁这时还在彰德的洹上村，他露了一手，一方面给清朝尝一点甜头，一方面给革命军看一点颜色。钦差大臣和前方军事的指挥大权，对袁来说还不过瘾，他要在这鹬蚌相争的局面中得渔翁之利。因此他仍然在洹上村的养寿堂抱着他的“病脚”，钦酒赋诗，一付闲情逸致的姿态。对清廷来说，这真是急惊风遇着了慢郎中。

袁当然懂得如何养敌以自重，他要利用革命军来威胁清廷，又要暂时保全清廷对付革命军。

辛亥年九月廿一日，有两个秘密人物由汉口过江到了武昌，要求面见黎大都督。这两个人乃是袁世凯所派的蒋廷干和刘承恩，他们携带了一封英国驻汉口领事的介绍信，过江来洽谈和，好像三国时曹操派蒋干过江一样，可惜黎元洪不像周瑜，但也唱了一段群英会。因为黎在接见这二个“和平使者”时，很费一番考虑，黎很想知道袁的和平条件是些什么？可是又怕身边的革命志士骂他对革命事业没有信心，而在他左右的革命党人，对这个问题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孙武和胡瑛认为既有英领事的介函，就不妨和他们谈谈，吴兆麟和张振武两人则反对，黎采取了孙、胡两人的意见，在都督府接见了这两个“和平使者”蔡廷干和刘承恩。他俩见到黎都督时，就把英领事和袁世凯的信双手呈给黎。黎慢慢地打开，慢慢地看，这时都督府大客厅上一片紧张气氛，鸦雀无声。黎一边一看一边细自思量如何应付这个场面，正好看到革命军接受君主立宪作为和平的前提，于是黎便把脸一沉，把信折了递给蔡、刘二人，并且说：“太奇怪了，袁慰亭到今天还要替一人一姓说话，君主立宪根本谈也不必谈。”

这时黎都督背后的屏风后面闪出了三个人，是朱树烈、范义侠、萧鹤鸣跑了进来，抽出指挥刀狠狠地凶凶地说：“谁人敢主和？主和就是汉奸，请先吃我们一刀。”蔡廷干、刘承恩一看这个场面，吓得脸都变了色，黎元洪这时又慢慢吞吞地说：“不必怕，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我会派人送你们过江的。”蔡、刘就这样抱头鼠窜过江了。

黎眼见袁世凯的两个使者去了以后，便对都督府内的革命党人说：“昨天美国领事跑来看我，他说孙逸仙博士就要由美国动身回来，我想他回来就有办法了。”黎这句话对当时的革命局面是一剂强心针，因为当时“孙文”两个字代表一种魔力，对革命事业来说是有极大鼓励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