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新政功败垂成（第3/5页）

谭嗣同午夜访袁，本是政治上一个大冒险，但是政治上的重要关头，任何行动总有三分冒险性，当时情势也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明知是险棋也只好下了。据说林旭不赞成谭找袁，所以曾写了一首诗给谭：“伏蒲泣血知无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这首小诗是借东汉末年何进召董卓兵入京诛宦官故事来警告谭。千里草是指董卓，本初则指袁绍，都是影射袁世凯。

袁世凯当时是一种什么心境，实在很难说，他后来曾写过一篇文章叙述整个事情的经过，在那上面全是为了洗刷自己而作的交待，至于康梁后来所写戊戌政变的文章，则是相反的说法。不过袁的任何决定，当然是他个人对自己人格道义以及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袁是个聪明机警，同时政治触角很敏锐的人，他所作的决定，自然是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同时也是衡量过成功和失败的轻重。要知道当时的袁是一个新旧两派的骑墙人物，他在新派中还是个守旧的。他如果拥戴光绪成功，大功只在康、梁、谭等之下，何况与维新人物共事，无论在学识和政见上都屈居康、梁、谭之下；可是如果他出卖光绪和维新派，则他就是第一大功，在守旧派诸人中，除了李鸿章外，他便是第一等人物。他完全不把守旧派的人放在眼中。在新旧之间的选择，投奔守旧派对他是有利的。

谭嗣同与袁世凯初三日晚密谈后，光绪听了很高兴，于是初五日再召见袁世凯予以嘉勉。

袁世凯在八月初五日第三度蒙光绪召见后，立即搭火车返天津。傍晚抵津，下车后即往见直隶总督荣禄，把谭嗣同的计划和盘托出。当晚密谈到午夜，第二天早上二度密谈，第二天晚上三度密谈，并晚餐。这时慈禧垂帘训政的电报已到达。因为在初五晚上袁第一次向荣禄报告后，荣禄亲自入京向慈禧报告一切，初六日早上慈禧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采取行动了。

事实上过去一个月中，慈禧听到的尽是新党要作乱的消息，而直接要求慈禧重行训政的，则是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他于八月初三日，就是政变前三日，曾上疏奏请维新变法不当，而要求太后重行垂帘训政以转危为安，疏云：“掌广西道监察御史臣杨崇伊跪奏：为大同学会盅惑士心，紊乱朝局，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恭折仰祈慈鉴事：臣维皇上入承大统，兢兢业业廿余年，自东瀛发难，革员文廷式等冒言用兵，遂致割地偿款。兵祸甫息，文廷式假托中愤，与工部主事康有为等号召浮薄，创立南北强学会，幸先奉旨封禁革逐，未见其害。乃文廷式不思悔过，又创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得黄遵宪、陈三立标榜之力，先在湖南省城开讲，抚臣陈宝箴倾言崇奉，专以讪谤朝廷为事，湘民莫不痛恨。今春会试，公车骈集，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幸士子读书明理，会讲一二次即烛其奸诈，京官亦深知其要，遇有贪鄙者依附之，而唾骂者十居八九。不知何缘，引入内廷。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伊藤果用，即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臣身受国恩，不忍缄默，再四思维，惟有仰恳皇太后追溯祖宗缔造之难，俯念臣庶呼吁之切，即日训政，召见大臣，周谘博访，密拿大同会中人分别严办，以正人心，庶皇上仰承懿训，天下可以转危为安。臣愚昧之见，缮折密陈，伏乞皇太后圣鉴。谨奏。”

杨崇伊上奏经过，（徐）凌霄一士随笔中记载甚详，内云：“御史杨崇伊之以危词耸后听政也，具折后谒庆亲王奕劻，蕲代奏。奕劻有难色，崇伊曰：此折王爷已见之矣，如日后闹出大乱子来，王爷不能诿为不知也。奕劻乃诺之，至颐和园见后，面奏崇伊有折言事。后犹作暇豫之状曰：闲着也是闲着，拿过来看看吧。既阅而色变，立召见诸大臣。”

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光绪六年庚辰进士，由庶常授编修。光绪廿一年（1895年）授御史，就任后第一疏即于是年十一月首劾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所创设的强学会。结果奉旨查禁。光绪廿二年（1896年）又疏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革逐回籍。文廷式是光绪宠爱的瑾妃和珍妃的老师。照常理而言，杨崇伊发难于先，告变于前，他个人能揣摸慈禧的心理，抓住时机，应该可以从此青云直上。却不料慈禧亲政后他并没有大富大贵。这与袁世凯对比，两人各自有命了。